解读“开明”文化文学流派（以下简称“开明派”）可以有多种进入途径或角度，这里选择精神建构的角度。因为它撇开了所有表层的因素而直接进入这个流派的肌理，通过对人格理想、精神底蕴和文化基调的考察，在理论与实践、为文与为人之间建立起统一的文化逻辑。借此，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徐调孚、章锡琛、顾均正、宋云彬、周予同等一批江浙文人，能够长时间聚集在一起，并在大动荡大变革的20世纪上半叶，持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历史转换的文化变革浪潮中，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各种文化元素都在开明派身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迹，但对于这个主要由江南平民知识分子组成的文化文学流派而言，儒家文化、江南文化和佛家文化已经融入他们的血脉，成为最主要的精神资源，并构成他们最具标识性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形象。

　　君子人格的追求

　　新文化运动以来，“立人”的观念在率先觉醒的知识者中深入人心，做一个适应时代需求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成为他们的共同追求。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开明派的选择是从人格的实现和完善着手。他们不仅以人格的独立健全为核心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观念，大力提倡对青年实施人格教育，而且终其一生努力实践着他们所推重的、可以概括为“君子人格”的人格规范和人格境界。这里，源自儒家文化的“君子”不是简单的人品评价，而是一种人性和人生的把握方式，一种个人对于社会所选择的文化态度、文化行为，是一种节操，更是一种道义，一种承担的勇气和使命意识。

　　修养人格、砥砺气节并勇敢地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是开明派的明确追求。叶圣陶把这种追求概括为四个“有”：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前两个着重个人的人格修持，后两个着重基于前者而形诸外的行为指向。开明派同人以此作为自己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开明书店和《中学生》等为主阵地，为新文化的发展，为民众的启蒙，为青年的成长埋头苦干、坚韧不拔，正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社会担当。

　　人格问题，本质上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身体力行或者说“修身”是人格养成的关键。在长期修身实践中，开明派形成了三个共同特点：认真精神、实干作风和责任意识。他们始终坚守这些原则，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即使在抗战那样的艰难年代，朱自清还在强调“守住自己的岗位，并且得加倍努力干”。长期的熏染，使得他们在行事做派、个性风度等方面与儒家文化提倡的君子表现出惊人的相似。许杰对周予同有这样的描述，“在经学上，他研究孔孟儒家的学说却又否定并且批判孔孟儒家的学说。但是，他尽管彻底地批判了孔孟儒家的学说，在他自己的生活规范上，还是极其讲究待人接物之诚——也即是宋儒的诚意之诚，和孔孟之道所讲的仁爱之仁以及所谓‘忠恕’之道”。这种行事做派，在开明派同人中是非常普遍的，朱自清以“最完整的人格”形象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获得全社会的广泛赞誉，典型地诠释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