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哲学命题同时也是神话的基本内容。神话不仅以讲故事的方式回答了这些问题,而且以信仰的力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根本性的价值判断,维系着社会道德秩序在代际更替中的稳定传承。

　　自20世纪初“神话”概念引入中国,神话学就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一百多年来,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主要受两股力量牵引:一股力量来自神话学外部,即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与文化思潮的起伏;另一股力量来自神话学内部,即中国神话资料的不断发现与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在这两股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学界对中国神话的认识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神话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神话与当代生活究竟有什么关系?这是神话学者常常思考的问题。

　　对神话本质的认识,始终与国家民族的文化觉醒相伴随。五四时期,一些学者比照西方的现代文学理论,将神话看作文学的源头,建构中国文学史。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等,形成了编纂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模式。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将神话看作一种特别的史料,他们通过研究古文献中神话人物(如大禹等)的记载,发现中国上古史是一种“层累”式建构起来的历史,从而引发了对历代所谓“正史”的置疑。正是在这种学术认同的前提下,才有了后来一批学者向社会人类学和民间文艺的转向。在此过程中,神话学承担了应尽的责任。

　　1980年代,学界比较公认的神话定义,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神话”条的表述:“生活在原始公社时期的人们,通过他们的原始思维不自觉地把自然界和社会生活加以形象化、人格化而形成的幻想神奇的语言艺术创作。”

　　神话学界在很长时期内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定义建立在古典进化论的基础之上,将神话视为一种原始公社时期的“文化遗留物”。这样的神话定义,完全抹煞了原始公社以后神话与时俱进的事实。所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袁珂先生提出了“广义神话”论,他说:“广义神话的中心思想,就是认为不仅最初产生神话的原始社会有神话,就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也有神话。旧有的神话在发展,在演变;新的神话也随着历史的进展在不断地产生。直到今天,旧的神话没有消失,新的神话还在产生。”

　　袁珂的“广义神话”论对狭义神话论提出了正确的批评,但他自己的“神话”定义,仍将神话看作是科学的一个对应范畴,他的神话定义是:“神话是非科学却联系着科学的幻想的虚构,本身具有多学科的性质,它通过幻想的三棱镜反映现实并对现实采取革命的态度。”由于这个定义过于宽泛,所以他将《神笔马良》一类童话作品也看作神话,这种失之谨严的做法,不能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因此,袁珂的意见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狭义神话观在神话学界的主流地位。

　　今天看来,袁珂所作神话定义的局限,主要还是受当时的文化语境所限,对于神话中的超自然内容,只言其文学表象,不言其信仰内核。所幸的是,中国开展的多次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行动,为中国神话研究者提供了大量鲜活的材料。从20世纪50年代的歌谣运动、80年代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到近十年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文化工作者搜集到了大量新的资料,其中许多是来自田野的“活态”神话,它们不仅“活”在传承人的口头,而且在人们的实际生活(如丧葬和祭祀)中,仍然发挥着重要功能。这些发现大大拓展了神话研究者的视野,颠覆了过去那种将神话仅仅看作书面的文化遗留物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