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书信，涉及“书信”与“名人”两个关键词。所谓的“书信”，通常指的是一种人际传播的重要媒介，即向特定的对象传递信息或者交流感情的应用文书。它在人们沟通信息、讨论学术、联络感情、交换看法、评论时事等方面，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名人”，即指各个行业的知名人物，他们在社会上具有着较高的影响力，甚至能够成为某些领域的象征、榜样或者代表。

　　名人书信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名人书信史料价值十分突出，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难得可贵的重要资料。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名人特别是知名学者的书信选集甚至全集不断地出版。例如，胡适于1949年匆匆忙忙地离开中国大陆时，仅仅留在北平寓所的个人书信就有600余封，他人来信达到1万余封。对历史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这批文献资料相当珍贵；再如，杨逢彬将近现代政界学术界名人写给他的祖父杨树达的188通书札加以整理，编成《积微居友朋书札》。该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于1986年公开出版以后，颇受欢迎；又如，刘大年曾经参与过史学界大量的规划、组织以及部署工作，并保存了有关的来往书信将近1000件。1995年，刘潞、崔永华编辑整理了其中80多位知名人士的183封书札，编成《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内部印行。之后王玉璞、朱薇又编成《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上下两册）出版。书中收录了刘大年自1946年至1999年的部分来往书信共487封，其中来信309封，去信158封，因工作关系而存放在刘大年处的他人书信20封。该书出版之后，学术界普遍认为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名人书信因而成为学术研究中的重要资料，越来越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由此也陆续出现了徐庆全《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万宇《中国现代学人论学书信研究》等一些专门的名人书信研究著作。

　　宏观地说，现代名人书信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的三个方面：

　　第一，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之中，得益于名人书信的地方很多。有的还是一般文献当中不太可能提供的独家资料，在有关问题的研究中具有某些决定性的意义。例如，周恩来于1935年9月1日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信就极为重要，能够比较充分地说明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的某些政策与策略；又如，从《王国维罗振玉往来书信》中所收的几封书信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王国维在1927年6月2日的自杀，与罗振玉所谓的“逼债”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