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进入快速发展期，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正在萌芽生长。同时，社会公共事务的高度复杂和细琐等，客观上要求执政方式由管制、政府管理向治理方式转变。

　　3月底，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在武汉揭牌，并举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高峰论坛。围绕国家治理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学者。

　　治理拓展了执政空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

　　迅速发展的互联网拓展和便捷了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方式和途径。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国华认为，除带来的挑战外，互联网也应该成为我国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利器，一个推动器，一个强大的引擎，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认识它，把握它，运用它。

　　“恰恰在治理中，执政党可以寻找到新的执政空间。”在近几年的基层民主建设实践中，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深刻地体会到这点。

　　治理本身就强调治理主体的合作，因而，在处理大量复杂的工作事务时，“党和政府一方面，要继续探索研究科学、民主、依法执政，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要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培育、引导其逐渐提高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蔡霞说。

　　蔡霞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执政党把自己的根基深深地扎入到社会中去，不断地扩大执政党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凝聚力。同时，在民间社会组织培育过程中，经过锻炼，党员成为社会治理骨干力量，极富公共影响力。在将来逐步扩大基层民主选举时，可以成为基层党组织有很强竞争力的候选人，这为今后的基层民主选举、打下执政党自己扎实的社会基础。

　　注重机制创新 

　　“国家治理”涉及范围和领域非常广泛。有学者提出，如此宏大的概念如何把握的问题。

　　对此，与会学者说，“不应该面面俱到，要抓主要矛盾。”如果没有治理能力，治理体系可能是个空架子。因而，治理能力就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需要着重抓住的“牛鼻子”。

　　在理解国家治理能力这个问题上，美国加州大学迈克尔·曼教授的划分富有启示。他把政治权力划分为专断性权力与制度性权力，国内也译为基础性权力、建制性权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说，对我国而言，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主要是治理的精细化、科学化、技术化。他表示，我国可借鉴美国经验，对公民个人财务、税收、金融等信息进行全程监管。从身份识别唯一性为起步点，建立全国基础信息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形成对社会的有效管理。

　　与基础权力相对应的建制性权力，国家行使时，需要与社会协商，征得社会的同意与支持。有学者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是要加强制度性权力，加强制度建设。接下来需要明确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愿景、路径、步骤与时间表，并能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其实就是一套推进国家治理的完整的制度体系，规范了各个不同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和大方向。

　　“要特别注重体制机制创新，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让这些制度原则能够更好地‘落地’和‘运转’。”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徐勇对记者说。

　　探索中国特色治理理论 

　　“治理，虽然是个很老的词。但是，按照现在理解的意思，它是个非常新的词。”学者表示，20世纪90年代以前，“治理”的标的不是人，而是治理黄河、沙漠等自然体。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此后“治理”一词便被广泛地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9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政治学界。

　　其实，“治理”并不是一个完全泊来的外国名词，在中国有着深厚的话语根基。论坛上，多位学者强调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要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徐勇对记者表示，中国古代的治理理论非常丰富，“大禹治水”就是一种治理活动。它所倡导的宜疏不宜堵，这些治理理论、思维、方式方法都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甘师俊建议，深入中国传统文化基因，扎根中国国情，重点开展试点和案例研究，从而开创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治理道路。

　　在中国特色的治理研究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借鉴和取长补短，也非常重要。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接受采访时说，要认真研究和学习西方的国家治理的经验、做法和系统理论。但是，由于今天的中国不是西方社会的简单照搬，他还强调，西方的经验只有借鉴意义，而不能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中国国家治理要在古今中外四个维度的整合中探索独特道路，构建具有世界视野和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体系、政策、方法和现代信息采集处理与决策支持系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需要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学者参与进来，深入国情，开展多学科、开放、包容的协同研究。

　　由于各民族国家在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很难用一个普遍的标准加以测量。对于刚成立的国家治理研究院，张燕生充满期望，希望它能构建出我们中国自己的统计和绩效评估体系。他说，关于治理方面的每一个指标的执行效果、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需要努力的方向，都需要一套公平的评估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