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一路走来，有许多问题亟待探讨、许多规律值得探寻。但是，随着文化消费主义的盛行，西方对他者，尤其是对其经典的新一轮洗牌在近半个世纪达到峰值。其中牵涉到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所推崇的作家作品，同时也影响了近30年我国的文学史写作和经典界定、大众阅读。

　　从启蒙思想家说起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对近现代西方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意识的产生和强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启蒙思想家几可谓近现代法国作为大国崛起时国家意识的主要奠基者。关于伏尔泰，我们固然已经比较了解，但具体到伏氏的《中国孤儿》（1755）何以改变《赵氏孤儿》的价值取向，我们仍缺乏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一班启蒙思想家建构现代国家的强烈诉求。关于这一点，汤因比等诸多历史学家有过间接论述，认为18世纪以降，欧洲的知识精英普遍开始思考建立现代国家的途径或方法。法国的启蒙运动、英国的宪章运动、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等等，本质上都是围绕现代国家建构的一次次自觉的思想运动。而伏尔泰从《赵氏孤儿》所拿去的恰恰是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孤儿》直接攫取了《赵氏孤儿》的主要情节，却改变了时间地点和人物关系。这一改变集中体现了伏氏的“拿去主义”思想。

　　与之稍有区别的是卢梭。卢梭固然同样重视中国文化，但他同时看到了它的某些不足，譬如科举制度的弊端和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垄断。他认为这些并不适用于构建现代国家的文化启蒙。同样，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借“波斯人”一只眼看法国封建社会的凋败淫乱，堪称一绝。而狄德罗在《修女》中不仅对封建“神道”的鞭笞入木三分，并且呼应了卢梭基于社会契约的“真正的法律”。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如何肯定和褒奖狄德罗（《拉摩的侄儿》），则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到了其中的辩证法（从主人公的矛盾性格昭示法兰西社会的尖锐矛盾）。但总体说来，法国启蒙作家的基本艺术指向，都建立在构筑现代国家，说穿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怀想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