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书借助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知识，主要从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的视角，全面系统地认识民族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在实地研究、统计调查等实证材料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本书探讨了一系列关系到民族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大部分，包括：民族文化，民族社区，民族社会分层，民族社会关系，族际互动，民族的人口、语言、教育、政策，民族社会的控制与转型等。

　　前言

　　这本《民族社会学概论》在2003年底开始酝酿、2004年初正式启动，经过一年多的实施，在各相关的民族院校的有效合作下，终于问世了。

　　我之所以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邀请，担任本书的主编，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加强社会学与民族学的联系和互动非常重要。

　　我与民族院校的关系、与民族学的关系，主要得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社会学和民族学8个重点研究基地负责人联席会议说起。2001年6月6—8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会议，这个会议除了听取教育部领导同志的报告，各重点研究基地交流经验、讨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之外，还讨论了建立重点研究基地负责人学科组联席会议的制度，特别是2001年联席会议的活动计划。社会学3个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和民族学5个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四川大学、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被确定为两个学科组联席会议的8个成员，我有幸被确定为联席会议的负责人。这样民族学和社会学就开始了体制性的交流。联席会议已经开了3次：第一次在昆明由云南大学主办(2001年10月31日至11月6日)，第二次在乌鲁木齐由新疆大学主办(2002年9月20日至24日)，第三次在呼和浩特由内蒙古大学主办(2003年7月20日至27日)。本来第四次应在2004年由四川大学、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主办，因为各重点研究基地都面临3年来的重大评估，我同意了四川大学提出的建议，决定推迟一年。上述每次会议都有一个主题，以学术研讨会结合少数民族地区考察的方式进行，学科间的交流应该说是富有成果的。

　　事实上，从2001年起，我与民族学和民族院校的关系逐渐增多。我访问过的或讲过学的除上述提到的各所民族地区的大学以及近邻中央民族大学外，还有：广西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学院等。其中几件事，与我们编写《民族社会学概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

　　首先，我有幸受到中国民族学学会何耀华副会长代表该学会、湖北民族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盛情邀请，参加2002年7月6日在恩施举行的“第七届全国民族学学术研讨会”。我在致辞中，着重强调了这样一点：加强民族学和社会学的联系十分重要，希望这种联系进一步得到加强。我简要地分析了民族学和社会学两者的联系：

　　按照对中学和西学都有深厚功底的严复的看法，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的治乱兴衰的原因，以及如何达到治的方法和规律的学问。顺着严复的思路，我提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社会学的视角，主要就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视角。由此看来，民族社会学就是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民族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与社会运行的关系的学问。它研究不同民族自身的发展，民族的内部关系、民族间的外部关系；研究怎样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有利于社会运行，而怎样的社会运行又对各民族的发展有利。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关键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分配机制，也就是社会结构的问题。从这样的观点看，社会学与民族学确实是密不可分的。

　　其次，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及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与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一道，在2003年年底，经过教育部和中国人民大学校领导的同意，联合建设博士点，已于2004年9月招收了第一批共同培养的博士生。这一层联系对编写《民族社会学概论》起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我们的“民族社会学概论及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2004年8月13—14日)也因此选择在昆明云南民族大学召开。这次会议对顺利有效地编写本教材至关重要，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再次，2004年10月16日，借陕西师范大学建校60周年之际，笔者受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周伟洲教授邀请，在该中心的马长寿民族学讲座做关于“民族社会学的视野”的学术报告。这个报告显示了我们编写的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社会学概论的一些总的想法。

　　第二，作为一般的社会学理论，如果不能运用于作为特殊的分支社会学，那是没有生命力的，正如一种自称从实际中来的社会学理论，如果不能回到实际中去，就没有生命力一样。

　　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英国进修两年开始，在1983年年底回国后继续，一直致力于从社会学的视角总结新中国自成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检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审视经济全球化进程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先后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等四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这些理论都已程度不同地产生了影响，成为人们观察中国社会的不同视角。例如“社会协调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还只是学术性语言，后来在90年代逐渐成为大众性语言，到21世纪初经过十六大，正式成为政策性语言。这也使中国社会学成为对科学发展观和社会和谐思想形成和提出做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之一。这是令笔者感到欣慰的。同样，现在“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加速期”，也经常见诸报端和日常语言中。

　　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运用上述四论，主要是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的视角，来分析我国各方面的民族课题。如果说，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的视角是相对明显的，那么，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的视角则大多是隐含的。我希望，通过这种一般与特殊在中国和中国民族关系现实基础上的结合，既能对作为一般的社会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又能对作为特殊的分支社会学的发展和繁荣，起到自己的推动作用。当然，这种结合仅仅是初步的、不完善的，我们要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听取专家和读者的批评、建议，逐步加以改进，使这本教科书逐步从不成熟走向较为成熟。

　　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元一体的社会来说，现有的民族社会学方面的教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社会学教材更是太少了。我也希望，这本教科书的问世，将进一步促进和推动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老一辈社会学家，大都关心少数民族地区，不少学者曾对少数民族地区做过调查、考察，留下了丰富的成果。我们充分认识到，任何研究和编写都是不能割断历史的，民族社会学也不能例外。学术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忘记起点是找不到正确的轨迹的。我同样希望，这本教科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参加本书编写的共有7所大学的15位作者，他们依次是：

　　第一章民族社会学的视野（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

　　第二章民族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陆益龙副教授)

　　第三章民族文化(云南民族大学张桥贵教授)

　　第四章民族社区(云南民族大学张金鹏教授)

　　第五章民族社会分层(中国人民大学奂平清博士)

　　第六章民族社会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刘俊哲教授，魏新春副教授)

　　第七章族际互动(云南民族大学王亚文博士)

　　第八章民族生活方式(广西民族学院徐杰舜教授）

　　第九章民族人口(云南民族大学鲁刚教授)

　　第十章民族教育(西北师范大学岳天明博士)

　　第十一章民族语言(西南民族大学沙马拉毅教授)

　　第十二章民族政策(中南民族大学雷振扬、柏贵喜教授)

　　第十三章民族社会控制(广西民族学院徐杰舜教授)

　　第十四章民族地区宗教(云南民族大学张桥贵教授)

　　第十五章民族地区社会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包智明教授)

　　第十六章民族社会转型(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

　　广西民族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杨清媚、朱志燕也参加了本书部分内容的写作。

　　我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和给予的充分合作，表示由衷的感谢。陆益龙副教授作主编助理，做了许多组织、策划、文字加工等具体工作。奂平清博士也帮助我做了不少事情。这里，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远见和鼎力支持，感谢策划编辑潘宇、责任编辑翟江虹的敬业精神。没有这一切，本书能够按原定计划出版是难以想象的。

　　郑杭生

　　2005年2月20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