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如何走出“学徒状态”

    重要的是构成中国问题的基本经验，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依循于“外部反思”，那么这种经验就根本不可能构成。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获得学术上的自我主张，正是当代中国学术的根本任务。

　　今天的议题是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我想，所谓中国学术话语，并不仅仅是去发明或生造一套概念体系，也不是将当代的学术术语翻成中国原来的术语。其本质的核心应当是，中国学术要从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进入到它的自我主张。

　　首先，所谓成熟的学术都必须经历从学术状态到自我主张的决定性转折。一般来讲，学术上的整体进展都采取这种形态。比如近代哲学，最初就是在理性神学的框架中逐渐形成的，当时的哲学被称为“神学的婢女”。但是从笛卡尔开始，我们可以认为哲学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近代哲学就在这个时候开端，所以笛卡尔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同样，历史学原先一直模仿它的“长姐”——自然科学，只有到新康德主义时代，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等把事实科学和价值科学区分开来，历史学才获得它的自律性。此外，比如政治经济学，一开始的重商主义、货币主义，被称为“经济学前史”，也就是完全处于一种学术上的“学徒状态”，并未获得自身的真正立足点，只是由于配第和魁奈的杰出贡献，我们方能说政治经济学是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

　　当我们谈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时，我认为最基本的，便是从原先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逐步取得它的自我主张。中国自近代以来不断对外学习，学术上基本是处于“学徒状态”；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面临巨大的学习任务，主要也还是采取对外学习的方式。所以，尽管情况正在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但中国学术总体而言还是处在对西方学术的巨大依赖中，这是中国学术目前的基本情况。

　　第二，学徒状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是“外部反思”的思维方式。所谓外部反思，哲学上可以这样来表述：作为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它从不深入到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中去，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这种外部反思是学术上的“学徒状态”的一个非常确切的特征。仅仅知道外部反思者，对于特定的实体性内容实际上并无主张，但是他懂得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我们对外部反思的形式其实非常熟悉，它通常就是我们称之为教条主义的东西。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最初也是对外学习的，早期学习苏联。当时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对外学习方面走在前列，一口流利的俄语，马恩列的经典倒背如流且对俄国的经验烂熟于胸，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批学者采取的基本方式就是外部反思，所以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就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其结果当然是一次又一次失败。这意味着他们完全处在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学徒状态”中，还完全没有自我主张。直到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不同于苏联，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只是到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把握才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

　　就此而言，我认为中国今天的学术总体上也还处于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一般来说也还是采用外部反思的方式。我的判断是，今天中国学术界的状况，比起“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那时的教条来自苏联，而今天的抽象原则来自西方。外部反思的方式是学术上“学徒状态”确定无疑的标志。黑格尔对外部反思有过清晰的批判，他说：外部反思不仅从属于主观思想，而且不过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是浪漫主义思想及其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他把仅仅知道外部反思的学者叫做“门外汉”。黑格尔认为拿破仑功绩卓著，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天才，但是拿破仑犯过一个错误，“他想把法兰西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人”，结果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而且是不可避免地失败了。我们真得好好想想，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有多大差别？如果我们今天要把美国的制度先验地强加给中国人，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要言之，我们在学术上多大程度依赖外部反思，我们也就在多大程度上还是处于“学徒状态”。要真正能够建设我们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就必须从学术上的“学徒状态”进入到它的自我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