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凭本身是有价值的,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它的存在至少反映了一段学习的经历、学术训练的过程,或者文化水准提升的标志,但现在看,中国进入文凭贬值时代的速度比预想的要快得多。

　　客观地说,只要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大学文凭的贬值就不可避免。但这里面仍有一个自贬和它贬的区分。“它贬”是客观的,物以稀为贵,拥有文凭的人多了,自然不再稀奇;“自贬”则是主观的,是主动地促使文凭贬值,如随意扩大规模、任性拔高“校格”,以及为了各种利益,不顾一切地滥发文凭,就属此类。

　　按理说,文凭发多了,因文凭而攀比的事情会少一点,但实际情况,却不完全是这样。人们正在想出更多的新名称,不断地增加“新鲜感”,从而形成新的攀比。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国内高校产生的“博士后”这个莫明其妙的“新文凭”;对“海归”来说,则出现所谓国外高校的“研究员”这个国内外信息不对称下的怪胎。

　　问题在于,类似名称上的“创新”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它不仅在文凭上,还在向职称以及其他方面蔓延。

　　记得八十八年前,白话文运动的旗手胡适曾写过一篇叫《名教》的文章。后来的学者似乎过于政治化地理解这篇文章的内涵。实际上,此文揭示了一个古代中国延续下来的现象,就是重名而轻实。今天的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早已进入了后现代,但是,在重名而轻实的问题上,却还停留在古典时代。

　　这几年,诸如北京大学毕业生卖猪肉,名牌大学博士改换门庭说相声,硕士生退学开店等等有关大学的现象,常引发正反两种意见的争论。其实,这类事件背后都存在一个文凭贬值的问题。

　　高等教育“大众化”就意味着各种追求的人都可以进入大学。由于追求不同,传统大学那种在学问上继续深造,在文化素养上持续型塑的理想,就很容易在社会潮流的影响下转变成更为现实的目标:为谋求更好的职业而努力奋斗!文凭因此异变成了一封职业介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