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同的空间》中，戴维·莫利和凯文·罗宾斯试图从传媒技术角度对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将视听文化对新型认同空间的建构作用作为关注重心。在他们看来，信息新技术正在重建信息图像空间并形成新的传播地理，这副新的媒介版图表现出三个特征：一是全球性网络和国际信息流动空间形成；二是国家范畴面临着愈演愈烈的危机；三是出现了一些新形式的区域性与地方性活动。空间与地域概念正在悄然改变——人口、文化、货物、信息的迁移、流动方式表明，现在不是主要依赖诸如海洋、河流、山脉等地理位置区隔来划分国家或民族的“自然边界”；而是越来越借重传播与运输网络及语言文化这样的象征性边界——由卫星轨道或无线电信号决定的“传输空间”——来划定在这个时代里具有决定性意义、呈现渗透性的边界。①因此，欧盟已将视听等传播业定为创造欧洲文化认同感的重要手段。②

　　一方面，媒介越来越呈现为影像的，不是全球媒介加速了影像的传播，恰恰相反，影像加速了媒介的全球扩张；另一方面，围绕影像产生了新的全球性竞争，正如莫利与罗宾斯援引弗雷歇的观点所示：“全球通信策略的中心围绕在国际‘图像业之战’和‘图像巨业’之间的斗争上。”③如果说莫利与罗宾斯20年前的判断仅仅揭示了一种可能性和一个开端，那么今天的事实足以证明以传播技术发展与市场转换为基础的“全球图像业”已经成为组合及塑造各国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核心路径，“无疆界的影像”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重构国家集体生活与文化记忆的中心机制，并促成一种新型社会群体观和虚拟疆界的形成。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包括中国)意识到影像生产和传播在表达主导政治理念、传递社会核心价值、播撒主流意识形态、塑造国家形象神话等方面的潜能，并通过国家投资、政策倾斜、市场规范等手段加大对影像产业的监管、引导和参与力度。

　　然而，影像的弱阐释性内在地决定了“像化”国家形象认知偏差的必然性：在公众对具体可感的影像文本进行抽象意义的提取时，他们总是基于不同的文化心理模式予以概念化的形象重构和意义读解。社会习得、历史记忆、交往行为方式、国族利益、社会群体观等文化因素共同铸就了公众的文化心理模式——它们或者表现为一种文化认同的立场，或者体现为一种文化对抗的姿态，或者呈现为一种文化间离的心理。基于文化认同、文化对抗和文化间离这三种文化心理模式，我们可以对“影像中国”的认知模型做一个简单耙梳。这些文化心理模式影响着公众理解和阐释“像化”国家形象的那些根深蒂固的知识立场、情感态度、泛化概念，以及图像和形象等。由于文化心理模式的殊异，无论是单一的影像文本，抑或影像文本序列都常常被抽取出不同的国家形象和意识形态涵义，这种意义离散和偏移阻挠着稳定的、统一的国家影像认知之形成，也限制着主导性国家形象的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