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政治家办报”的先河。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救亡图存”为口号，以“改革变法”为主旨，通过一系列办报活动领导发动了19世纪末期一场维新变法运动。他唤醒中国近代人觉醒，成为后来辛亥革命的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戊戌变法思想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梁启超的办报思想今日仍然值得借鉴。

　　梁启超的主要办报思想

　　对梁启超的办报思想，下面选取其在报纸刊登的文章《戊戌政变记》和所办报纸《时务报》、《新民丛报》进行分析。

　　（一）《戊戌政变记》

　　梁启超亲眼目睹了戊戌变法的前后始末，撰著《戊戌政变记》发表于日本的《东亚时报》和他在日本主编的《清议报》上。他详细地论述戊戌政变的发起与终结，分析了戊戌政变的原因。

　　之后“勤王求救”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后的主要活动。而“王”——光绪帝被慈禧封禁。在《戊戌政变记》上可以看到康有为、梁启超细数慈禧罪恶。他们还发表了《光绪圣德记》专章，用以显示光绪帝之“圣”，把光绪说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世好“圣主”，一旦光绪帝能够复位，变法就能成功，中国就会有希望。《光绪圣德记》的宣传气氛浓厚，虚夸浮张，脱离实际。

　　光绪的确是位有才能的君主，但绝非《光绪圣德记》里神化了的那位君主。梁启超后来也“不敢自承”，后来特举《戊戌政变记》为例，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使，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①他之所以 “真迹放大”，正是为了“勤王求救”，言光绪之“圣”，希望他重掌政权，激起民众对慈禧不满，扩大影响，为“勤王”活动做舆论准备。显然梁启超把报纸看作宣传政治主张、鼓舞发动群众的大舞台。

　　（二）《时务报》

　　《时务报》是维新派最重要的舆论阵地。“喉舌论”是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首次提出的。梁启超认为“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②

　　而在实际的办报过程中，报纸成了宣传改良派政治主张、对民众进行感染和教化的阵地。梁启超在《〈清议报〉叙例》中也说：“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梁启超借以闻名的“时务文体”和“新民文体”也都是政论文体。

　　随着《时务报》销行日广，洋务派代表之一张之洞企图利用《时务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拉拢资产阶级改良派，望其“入我范围”。梁启超的议论触及洋务派的利益，张之洞知道后便说“颇不译，谓明年善后局不看此报矣”，并扬言“另开一馆，专驳《时务报》之议论”。③梁启超因公离开上海时，汪康年乘机“总揽”，改良派言论被“改正”。梁启超愤而离职，《时务报》也改弦易辙成为洋务派的报纸，其办报活动果实亦拱手让与他人。

　　（三）《新民丛报》

　　《新民丛报》与梁启超之前所办报纸不同，着重论说、学说、时局、政治、历史、地理、教育，“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1902年11月《新小说》创刊，附设于《新民丛报》，当时的思想家黄遵宪在与梁启超来往书信中曾提到“果然大佳，其感人处竟越《新民报》而上之矣”，④以黄遵宪的学养和身份，能给予《新小说》这样的关注和称赞，充分说明了《新小说》在当时社会上引起的巨大震动及其受欢迎的程度。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中提起：“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新民丛报》开始强调“变动科举”、“工艺专利”，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提出学习西方，利用孔子在中国封建传统的权威地位推动变法，进行宣传，支持君主立宪。几经更易，梁启超累积了足够的办报经验之后，不再完全依靠孔子儒学，而是大力介绍西方学说；不是幻想皇帝，而是寄希望于人民的觉醒。他说：“吾请以古今万国求进步者独一无二不可逃避之公例，正告我国民，其例维何？曰：破坏而已。”⑤在看到革命派的成功之后，梁启超也在其中吸取了经验，并开始支持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尽管之后政治思想又再次转为支持君主立宪，但其强调开启民智的核心办报思想没有改变。在报纸的启发下，一些进步青年开始对西方的政治有了简单的认识。

　　对当下的启示

　　（一）《戊戌政变记》的启示

　　1.话语权

　　在单行本出版之前，梁启超急于率先发表《政变前记》。这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勤王求救”活动密切相关，旨在把握住恰当的宣传时机，群众容易接受革新宣传。另外，他们是为了把握住话语权，以免被清政府抢先控制话语权。

　　当下互联网发达，信息海量，选择多样，受众群体分散化，如何在互联网时代赢得话语权是办报者须注重的问题。另外，国际竞争激烈，中国话语权薄弱，如何增强国际话语权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