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十多年来，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多来时风生水起，而后逐渐没落。在湖南卫视综艺霸主的强势气焰下，其他卫视的综艺节目鲜有能与之一较高下。然而《非诚勿扰》五年位列榜单前茅的成绩改变了一方独霸的情势。纵观《非诚勿扰》曲折的发展之路，节目在内容上发扬本质，在形式上不断求变。它以五年的努力诠释电视的社会宣泄功能与紧随大流这两个元素对一个新兴节目立足的重要性，为增强中国综艺节目的生命力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非诚勿扰；焦虑；互文；策略

　　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曾面对诸多不利于发展的因素，诸如女嘉宾整顿、“限娱令”、乐嘉退出、其它新兴综艺节目的冲击等。但是《非诚勿扰》坚持对社会焦虑的敏锐捕捉，不断变换节目策略，打败一个又一个蜂拥而上的劲敌，成为真正“笑到最后的人”。借由《非诚勿扰》节节攀升的收视率，其节目的种种元素——从主持人到嘉宾、从音乐到舞台美术等等都被作为成功元素大加赞扬。

　　一、独特视角：焦虑宣泄

　　弗洛伊德早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对焦虑的问题进行探讨，他将焦虑与无意识的本能冲动联系在一起，认为：“焦虑与性生活的某些历程或力比多应用的某些方式有很密切的关系。”[1]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焦虑来源于本能无意识与意识的对抗，本能无意识的快乐原则与意识的理性原则形成背离，人的本能冲动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形成了焦虑。

　　（一）浓缩的焦虑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当代快节奏的生活，剩男剩女、买房结婚、同性恋、婆媳关系等是适婚男女所面临的普遍焦虑。弗洛伊德曾解释，焦虑的无对象性是这种情绪广泛而普遍存在的理论基础，个体不能明确说出让其紧张和忧虑的具体对象，因此，为了使焦虑合理化，个体往往借助“润饰”作用，把焦虑情绪附着与具体的事物之上。[2]

　　相亲节目的出现，缓解了社会焦虑。在《非诚勿扰》中，以马诺为代表的女嘉宾有着鲜明、独特的标识符号，集合成一个充满焦虑的“仿社会”。社会焦虑通过女嘉宾的“观点展示”形成劲爆的话题，目的是让女嘉宾成为“众矢之的”，借助电视这一大众媒介，成为社会焦虑宣泄的具体对象。

　　截至目前，对于《非诚勿扰》研究的文献数量众多。诸多批判性文章纷纷指责《非诚勿扰》以低俗话题博取眼球。然而，笔者以为，《非诚勿扰》的成功机制恰恰是完美捕获了社会焦虑，并巧妙将话题与具体对象结合，形成良好的焦虑宣泄机制。

　　（二）仪式的退场

　　费斯克曾站在受众的立场上提出“参与—摆脱”的策略，尽管这是一种解读策略，但《非诚勿扰》对其在宣泄机制中的运用也十分合理。

　　《非诚勿扰》的女嘉宾有着鲜明的特征，“拜金”的焦虑随着马诺的离场在节目中落幕。有趣的是，《非诚勿扰》为这一离场安排了仪式性的情节。在马诺被牵手的前一期节目中，舞台上出现了一位“英雄情结”男嘉宾，他将“拜金主义”“无诚意”等词语直接攻击马诺，在语言的冲锋间，观众（甚至其他女嘉宾）多次为男嘉宾的言辞鼓掌，最后马诺哽咽道歉，黯然离场。“驱除的仪式在空间上的意义是从原来的空间将某些邪恶驱赶出去，从而恢复原有空间的洁净。”[3]

　　当今的驱逐仪式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位执法师执行，集体附和参与。男嘉宾骆磊在此就扮演了执法师的角色，以锋利的言词代替仪式中精彩的喷油洒水的场面，观众的鼓掌将这种驱逐仪式演变成自然、神圣的集体愿望。驱逐仪式的结束是社会情感宣泄的高潮，女嘉宾的离场代表了仪式的成功，社会关于“拜金”的焦虑被缓解。随后，《非诚勿扰》按照节目规则为马诺安排了一个更加体面的退场——牵手。但这一牵手男嘉宾却与马诺曾描绘的对象有着天壤之别。女嘉宾的两次落寞离场，既是对“邪物”的驱逐，更让观众从正面人物的成功和反面角色的惩罚中收到双重快感。

　　从编码者的角度来看，掀起话题——将话题具体化——制造离场，这一系列的过程也再一次重述、肯定了道德的、精神的与文化的价值观。托多洛夫这样表述叙事：“最基本意义的叙述，就是由平衡开始，经过不平衡，最后又达到平衡。”[4]《非诚勿扰》节目不断打破传统主流价值观，再修复进而强调主流价值观，这既是节目取得戏剧性吸引力的需要也是节目在与控制权斗争中的发展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