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传播学自20世纪70年代被正式引入中国以来，在发展的过程中，传播学是否需要本土化、中国化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为了让传播学能够在中国获得融合发展、建立并形成有原创性理论话语的中国学派，应该挣脱既有研究的思维定式，另辟蹊径，如借鉴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经验，从变异学的理论角度出发，重新思考传播学在中国的学科建设及发展。

　　【关键词】变异学；传播学；本土化；中国学派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传播学自20世纪70年代被正式引入中国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关于传播学是否需要本土化、中国化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作为“舶来品”的传播学，如何能够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真正扎根土壤，进而茁壮成长，形成传播学领域的中国学派，是学界专家和学者长期以来努力思考的问题。

　　一、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

　　传播学（Communication Study）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在一批先行者如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卡尔·霍夫兰（Karl. I. Hovland）、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等人的研究推动下，获得了飞跃发展，并很快传到了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因历史原因，该学科一直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才在中国正式落户，其标志为上海复旦大学的郑北渭教授在其负责主编的刊物——《外国新闻事业研究资料》第1期上发表了《公共传播》一文。同年10月，时任日本新闻学会会长的东京大学内川芳美教授来华访问，为上海和北京两地的新闻学师生及研究者做了以日本公共传播研究为主题的学术报告，这是第一位国外学者在国内讲授传播学，也为日后中国与国外传播学者之间的密切交流奠定了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对外交流日益频繁，传播学研究也随之蓬勃发展，“走出去、请进来”的学术交流格局逐见雏形。1980年1月，《人民日报》副主编安岗赴夏威夷参加由美国东西方中心举办的亚太地区传播学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学术报告，成为了第一位“走出去”的中国传播学者。1982年4月至5月间，有着“传播学奠基人”之称的美国传播学大师韦尔伯·施拉姆受邀访华，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的新闻研究机构和大学新闻系开设学术讲座，这是中国新闻学研究者与西方传播学者之间的第一次直接对话[1]，从此打开了中国传播学者与西方学者之间的交流大门。传播学发展至今，双向交流与访学已发展成为一种常态，这种交流常态在促进中国传播学者对西方传播学理论了解、引入、介绍、阐释的同时，也激发了学者们对于传播学是否应该本土化、中国化的思考。

　　在加强传播学对外交流的同时，国内的学术研讨会也是促进传播学发展的有力因素。1982年11月，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明确了传播学是我国一门新兴学科，需要发展传播学教育与研究，为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奠下了基础。首次传播学研讨会的召开促进了传播学的蓬勃发展，这一阶段主要是翻译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理论，并加以推广和普及传播学知识，取得了很多进展，如第一本由本国学者撰写的传播学著作《传播学简介》在1983年的出版，及第一本由国内学者翻译的西方传播学著作——韦尔伯·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Men,Women，Messages and Media：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的问世等。自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召开至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已经召开了12次，最近的一次于2014年举办，主题已从对西方传播学的单一讨论发展为多视角、多维度、多层面的跨学科融合的探讨，每一次研讨会的召开，都对传播学在中国的健康、积极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