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引文数据和引文评价是量化评价的基础，总被引次数以及由之衍生出来的影响因子、H指数等评价指标成为衡量一个学术主体学术水平高低的依据。这种评价方式有一个根本的逻辑前提，引用行为起源于知识启迪和知识借鉴，被引用反映了学术成果的质量和学术水平，因此可以用引文指标的分值来测量学术成果的价值和知识贡献度。

　　自从引文分析应用到学术评价、学术资源分配之后，对引文评价的批评之声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不断涌现。随意检索任一数据库，反馈的引文分析和引文评价的相关文献都数以千计。如此浩繁的文献不仅说明引文评价是一个重要的热门主题，同时也隐含着一条重要的潜在信息——学术界对引文评价的逻辑前提并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

　　写作时引用文献的情境和原因非常复杂。可能是赞同被引文献的观点，也可能是反对其观点；可能是将被引文献作为支撑自己观点的事实依据，也可能是为了批评被引用文献的事实性错误；可能是因为自己受到了被引用文献的启迪，也可能仅仅是为了向读者展示相关文献线索。实际上，很多引用并不是“非引用不可”，而非引用不可也并不意味着参考文献一定对作者有知识启发，在商榷性论文中，非引用不可的参考文献可能恰恰是作者批评的靶子。当然，在研究论文中，批评性引用的情形是比较少的。这主要源于一种顾忌：害怕得罪同行，从而给自己的事业发展制造潜在的障碍。这种顾忌在中西方学术界都普遍存在，对青年学者引用行为的影响尤甚。因此，有人总结出西方学者伪装批评性引用的三种常用手法：避免评论重要人物的研究以免产生正面冲突；在提及被负面引用的文献时使用一些极佳的赞美词，然后再指出其缺陷和不足，以达到明褒实贬或使批评更容易被接受的效果；使用机械引用伪装批评性引用，即对被引文献不作任何评论来表示施引者的批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尤其量化的实证研究论文中，机械性引用非常普遍。出现在论文引言、文献综述部分的大量参考文献都属于机械性引用，施引者仅仅提及这些文献，并没有对它们进行深入剖析。

　　一项研究成果的质量、学术水平和知识贡献度，是需要经过时间沉淀、历史检验才能得以最终确定的。然而，学术资源分配的迫切需求使得科研管理者易于急功近利地想利用一种“数目字管理”的方式去衡量学术成果的质量，进而评价一个学者或机构的学术水平。按照引文评价的逻辑，如果两份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学术水平不相上下，那么它们被引用的次数应该基本相同。然而，2010年加拿大学者韦斯特·拉瑞维尔研究的一稿多发的被引用情况，其结果却让引文评价的支持者们大跌眼镜：同样一篇论文，发表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上所获得的平均被引次数是低影响因子期刊论文的两倍。如果被引次数不能说明被引文献的质量和学术水平，那么被引究竟说明了什么？

　　早在20世纪70年代，建构主义社会学家奈杰尔·吉尔伯特就已提出“引文是说服的工具”。引文主要是为了向读者显示自己熟稔该领域的文献，进而相信自己公布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引用行为是一种社会心理过程的反映，文献被引与否不完全取决于文献本身对知识的贡献，而是必然地受到作者学术地位和发表平台的学术声望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目前学术界对引用关系能够取得的共识是：引用关系体现的是文献之间的相关关系，被引次数可以反映出文献的被关注程度。被关注的文献就像新闻热点一样，在一个时间段内会被广泛述及、讨论、引用，该文献的质量及其对知识的贡献度仍然有待历史的检验。

　　“我们应当首先把引文视为一种修辞工具，然后才是一种表示学术承认的工具。”然而，引文分析在学术评价中的广泛使用却使我们忽视了这一首要功能。在这种意义上，引文评价无法真正测量被引文献的质量和学术水平，其合理性值得进一步商榷。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