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生态,产生于乡土社会;但其成为具有价值认同的“传统”,却需要在城镇化的视野中给予理解。确切而言,城乡关系的互动与重构,恰是中国民俗传统得以真正生成的关键所在。

　　小城镇的复活与农民的“非农化”,使村落不再是封闭、落后的“社会孤岛” 

　　在社会关系建构的意义上,民俗传统的意义在于缔结了一种社会关系,其价值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作为约定俗成的社会认同方式,民俗将有着不同诉求的各个社会阶层与不同群体纳入文化认同的同一个框架中,彼此订约,相互趋同,自下而上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共同体。

　　地方认同是村落民俗传统传承的价值前提,而村落向城乡关系的开放所形成的整体性体验,又是地方认同得以形成的基础。

　　传统中国的城乡关系之所以能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健康关系,端赖于处于城市与乡村中途的集镇贸易,通过集镇贸易而引发人与人间的交往,为人们实现整体性体验提供了基本前提。在传统城乡关系中,冲州撞府、四处游荡的小商小贩及其他特殊社会群体,在形成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存在实际上拓宽了村落个体的社会视野,这些人四处游荡所撒播的社会传闻,使得那些僻居村野的人们也能足不出户而知悉天下事,自然会形成开阔、朴厚的人格气象。但当农民被城乡二元结构牢牢地固定在村落中的时候,社会身份的凝固化自然而然内化为人格特征,狭隘、闭塞、贪利的小农意识则成为建国后农民的部分人格内涵。

　　建国后的粮食统销统购制度、户籍管理制度与供销合作社造成了新中国深广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因这种二元结构,城乡之间的自由商业活动被完全阻断,截断了村落望向城市的开阔视野,中国村落在空间界线、经济贸易、社会关系与人格内涵等各个层面的封闭格局也就基本形成了。

　　在农村这样的“生存孤岛”上,村落民俗传统失去了地方认同这一基础价值认同的捍护,只凭村落内部的价值升华,如祖先崇拜、社神祭祀、村落记忆如此等等,这些村落内部的价值诉求肯定有益于民俗传统的传承,但整个村落本身因为失去地方认同而“去地方化”,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价值诉求本身成为了生存诉求的某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