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芳馨 吉林大学 文学院，长春 130012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北地域文化研究”（10&zd071）

　　作者简介：张芳馨（1981—），女，讲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分派和归类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对于作家诗人分析论述的习惯方式，这种方式虽然突出了其某种类型化特征，便于读者和研究者简单把握，但是，分派和归类本身就是对于一个作家整体风格的限定和简化，甚至可能使作家丧失某种独特的个性，成为群体和流派中的某一个。吉林作家金仁顺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朝鲜族女作家，人们一般或是把她定位于少数民族作家，或是把她看作是都市小说作家。前者是一种民族种属，从自然属性来说当然准确。但是即使如此，这种认定仍然有许多不确：民族作为一种自然属性并不一定表现为一种写作立场或者写作风尚，正像《李双双小传》和《大河奔流》的作者李准一样，其蒙古族血统并没有体现出与之相应的特征和风尚。在对其研究中这种民族身份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再将其归类于少数民族作家的话也就没有实质性意义了。金仁顺的朝鲜族身份似乎与李准等还有所不同，其在作品中尚有些许表达。同样，将金仁顺归类为都市文学作家也具有某些相适性，因为其写作题材多涉及城市。但是，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即要深入辨析都市和城市或者城镇的实际差异。这种差异明显不只是必须在城市规模上，而是在于不同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程度、生活方式上。东北的城市和内地与沿海的中心城市相比，在以上诸方面是有着明显的差异或者差距的。因此，这种差异也就往往是地域性的差异。所以说，金仁顺的都市书写的本质特征其实是地域特征。而在地域特征中，通过东北的自然意象和社会情境书写所表现出来的东北人的生活方式和心性气质，才是其创作的特色风格和审美优势。这比那种泛滥于高楼大厦、商场拼杀、灯光舞场和牛奶咖啡的描写，更具生活的品位和真实性。而这对于东北的都市文学来说，启示性的意义格外重大。东北的城市化起步要早于内地多数城市，但是其发展进程和都市品味则明显落后于内地一些大都市。东北大野的乡村气息和老工业基地的厚重灰霾，使东北与中国其他地域最高端的时尚与潮流还存在着一定的离析与裂隙。换言之，东北作家、特别是一直身居东北的作家，能不能写出真正的都市小说，并不是不可证伪的一个问题。

　　文学创作的审美接受往往有两个路向最能够唤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一个是为读者提供一个与其生活体验基本不同的艺术人生世界，使其产生审美接受的陌生化效果；一个是为读者提供一个与其生活体验基本相同的艺术人生世界，使其感同身受产生生活和情感的共鸣。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东北的读者身份而言，金仁顺的小说毫无疑问属于后者。读金仁顺，就像在读家乡小镇中邻家姐姐的故事；读金仁顺，让人有不吐不快甚至想用笔记录自己的故事以达到互相倾诉目的的冲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人，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完全是一个相同的文化思想时代，整整十年的时间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们在思想和文化品格上成为相同的一代人。在这个时代里，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转型一直平稳向前，没有其后那么迅猛剧烈的变化，春夏秋冬的更迭伴随着青春成长的喜悦与苦涩作为最美好的回忆留在了这一代人的心里。而随后其日渐成熟时，突然必须直面90年代开始的经济大潮涌动下带来的社会和人心的巨大变化，心中美好的风花雪月却被越来越多的丑恶世俗掩盖，金仁顺正是用她特有的东北书写方式试图说明随波逐流的人们灵魂中的困顿与苦闷。这与近年来影视剧中“青春怀旧”故事的盛行，是有着同样的思想脉动和情感潜流的。

　　成熟作家的作品往往会表现出统一的气质的和连贯的创作思路，也就是所谓的“文风”。“文风”并非内容与形式的雷同，而是作家的生活经历、生活环境、世界观及作者本人的性格特点等对其作品创作产生影响而表现出的辨识性。如同绘画和书法作品一样，对色彩、力度、笔法的不同偏好成为人们判断作品归属的重要手段。作者的性别、民族、年代所表现的特性都具有不稳定性，地域文化的影响则应是相对恒定的因素。虽然目前的地域文化研究多以古代文学为样本——想必是因为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缓慢，自然和社会的不同区域划分相对稳定——而当代地域性已然不像过去那样界限分明且不易跨越，文化的流动性和多变性使地域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的普遍意义发生了动摇。但是，即便是在全球化、地球村的背景下，很多优秀的作家依旧根植于自己的“根据地”进行创作。这些“根据地”在经济并不是十分发达的地域，特征会更加明显，因为这些地域经济文化交流相对缓慢，对地域风貌的冲击相对较小。在这样的时代里，在地域文化保存相对完好的背景下，金仁顺和大多数东北作家一样，其作品综合了东北的自然风貌、人文气质、民俗风情，生动而形象地记叙了在这种文化背景中人群的生活和心理状态。

　　东北二人转的高亢、东北小品的幽默、东北影视剧的热闹是当代东北文艺作品给人们的一般印象。金仁顺大多数的小说都通过描写情感来反映人性，而与那些善于描写东北火热生活状态的作家群体不同的是，“金仁顺笔下的现世爱情大多带有一种惘惘地令人恐惧和悲伤的色彩，她冷静地讲述着一个个关乎爱情但实为‘无情’的故事，因爱而生的困惑、懊恼、不忍甚至宿命的轮回，让人不由得心生悲怆。对爱、对人生、人性与人情，她有一种执拗的怀疑和感伤情节。” ［1］所以，孤独和冷峻是金仁顺的作品中显示出来的气质。而金仁顺“尖刀一般”锋利的语言使其作品不能良好适应读者热衷于热闹、激烈、大团圆结局模式故事的审美接受心理，作为东北作家，金仁顺确实过于理性了。冷峻和距离感透视出金仁顺与世无争的孤傲，她冷眼旁观世间的一切，既是作品人物本身，又随时能跳脱出来，目光冷冷地隐于世间纷繁事物之外。这可能和作者冷静、独立的个性有关，但正像很多东北作家并不会去刻意粉饰相对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一样，金仁顺作品的性格也是敢于暴露一切不美好的东西。东北作家一味地描述寒冷和艰辛并不是最终的追求，在寒冷和艰辛之中不经意发现的幸福才是最珍贵的。金仁顺的家乡是吉林省白山市，长白山腹地特有的地形地貌深藏在她潜意识中不可回避。在她中短篇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枫树意象，是作者内心自我选择的结果，如同端木蕻良偏爱东北的草原、萧军偏爱东北的土地一样。枫树的出现，是金仁顺小说冷峻文风中的一抹艳丽的色彩。因为金仁顺戏剧文学专业的出身使她有意识更加注重文章结构和人物塑造，注重讲故事的技巧，但因其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赋予她的情怀，所以大气、豁达、安稳沉静又艳丽如火的个性也很鲜明。正如那东北山区岭上的红叶，层层叠叠、无边无际、壮美浓烈。

　　金仁顺作为东北作家，除了自然生态环境对她的影响之外，一些典型的东北意象也存在于她的潜意识之中，比如酒文化与神灵信仰文化。金仁顺对东北酒文化的解读非常准确。美味的醇酒在其他作家的笔下是浪漫的点缀、是爱情的助燃剂、是消愁的良药：在李白的《将进酒》里，酒是自由洒脱的象征；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里》，酒意味着生命力，意味着勇气和力量；在琼瑶的言情小说中，酒是飞上恋人颊上的两抹酡红，是情到深处的绵绵情意。但是，在金仁顺笔下的酒则显得是那样的浓烈，那样的悲壮。她的小说里有酒后乱性的丑恶，有酒后深化入骨的悲恨情绪，小说情节的高潮部分随饮酒而来，而这高潮往往伴着仇恨、残忍、痛苦。可以说这种叙事方式几乎可以成为金仁顺小说的一种固定模式。这是她作品中戏剧化冲突的需要，也是其深谙东北酒文化使然。在东北自然环境的影响下，人们有饮烈酒的习惯，其中朝鲜族人更为突出，这甚至可以上升为独特的民情民俗。金仁顺生活的吉林白山地区有很多朝鲜族人聚居，她见过太多朝鲜族女人被酗酒的丈夫辱骂、殴打。金仁顺在这种环境之中成长，对于酒的抒写就自然多了一些夸张的负面情绪。在她的小说中，酒成了罪恶的源泉，也成了终结罪恶的帮手。所有的伤痛都幻灭在酒精的麻醉中，酒精又生成了新的伤痛。所以对酒的绝对否定，是东北女性从生活中得来的经验。除了酒以外，灵魂是金仁顺小说中使用频繁的又一个意象，它象征着生命结束灵魂不死的执着，也是活着的人心之纠结与遗憾的昭示。伴随着灵魂的出现，占卜、算命的情景在金仁顺的小说中也多次出现，金仁顺小说中对于这类虚幻的事物总是情有独钟。几百年来，东北作为一个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集合地，萨满文化与佛教及其他宗教混杂，一段时间以来遗留了很多非理性的、玄幻的文明，使算命、跳神之类的活动活跃于城乡之间，灵魂、因果转世也是坊间常常感觉非常神秘而讳莫如深的话题，金仁顺生活的小城想必也有很多类似活动隐秘的存在。金仁顺写死去的灵魂复现，究其原因是她的东北生活经验落实在小说戏剧化结构里的体现。

　　正如前面所说，虽然金仁顺生于70年代，又有一部分作品取材于都市，但我们不应该就此将其笼统地归为都市小说作家一类。她相当一部分历史小说作品也很精彩，而其余大部分的现世小说也没有多少都市文学的影子。除去咖啡、酒吧、凌志轿车这些常在她小说中出现的名词以外，影响她最深的还是她土生土长的东北文化。“都市文学的奢华和虚假，成为欺骗年轻读者的金色梦想。”［2］与此有显著区别的是金仁顺的小说淳朴而写实，最重要的是她直击当代人心灵的最深处，往往将人性中的欲望和贪婪、残忍赤裸地公之于众。虽然她有很多资源，比如对朝鲜族特色风情的独特感受和切身了解，但可贵的是她并没有将东北的诸多民情、风貌作陌生化处理，而是借助普通平实的语言，将东北环境、东北文化渗透于作品之中，对这一片并不发达的土地上发生的人性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诸多故事进行描写。她的小说或表现普通男人女人之间的情感，或表现年轻人对心灵自由的执着追求，但更多地是通过描写人与人的关系体现出人性深处丑恶、自私的一面。同东北作家萧红一样，金仁顺的作品也大多是以女性为主体，女性不仅仅只是作为符号存在，因为时代的不同，金仁顺不再描写战争环境中女性身体被蹂躏的苦难，转而将视角投向新时代中人性本源的罪恶对人的心灵的锈蚀。金仁顺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没有用城市的现代与华丽掩饰现实的无序和荒诞，直面人性的表现手法和写作结构使她的小说保持了冷静客观的视角，早期作品中带有明显西方戏剧、小说影子的形式的美感很快就被深刻的思想所代替，在“东北城市”这个根据地之下，记叙着东北独特地域文化之下的自然与人性。

　　参考文献：

　　［1］白杨.金仁顺小说中的婚恋书写［J］.小说评论，2002,(6):111.

　　［2］张福贵.新世纪文学的哀叹：回不去的“八十年代”［J］.当代作家评论，2013,(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