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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一部个人史,更是一部西南联大史” 俞国林谈《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2018年01月29日 14:03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王洪波 字号
关键词:西南联大;日记;先生;出版;北平

内容摘要: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的第一时间里,俞国林先生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讲述了《日记》整理出版的幕后情况,并披露了《日记》的一些重要内容。

关键词:西南联大;日记;先生;出版;北平

作者简介:

    编者按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中国学人砥砺奋进,钻研学术,培养人才,西南联合大学“刚毅坚卓”之精神,八十年来,激励人心,不曾少歇。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在西南联大担任总务长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职,所见所闻,繁多具体。值得庆幸的是,郑先生当时所记日记内容充实,巨细靡遗,实为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更值得庆幸的是,郑先生日记历经数十年风雨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于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学界和普通读者都可以很方便地利用了。该书点校者为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主任俞国林先生。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的第一时间里,俞国林先生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讲述了《日记》整理出版的幕后情况,并披露了《日记》的一些重要内容。

  中华读书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郑天挺先生有日记留存下来的?

  俞国林:对于郑天挺先生这个人而言,因为编纂《孟森著作集》的缘故,是早已经知道的;再者,他曾经主持中华书局《明史》的点校工作,作为对书局历史比较感兴趣的我来说,更是比较熟悉的。所以,与郑天挺先生的哲嗣郑克晟先生常有联系。大概是2005年年底吧,读到何炳棣先生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其中引到了郑天挺先生1944年的日记,并有一页书影。当我看到这一页文字的时候,非常激动。第一时间与郑克晟先生去了电话,得到的消息是日记都在,有几十本……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么兴奋!

  中华读书报:据说为了出版这部日记,你努力了十年,最终才得到了家属的一致同意。

  俞国林:第一次联系克晟先生,知道日记之体量时,即商请出版。因为郑先生所处的时代、地位与他的经历,所记内容肯定非常可观,这对于有史料癖的我来说,肯定是极具吸引力的。

  但是克晟先生说,姐弟四人,得一致同意才可以。好在马上过春节,他们四个人会聚一下,届时商量商量。待到春节过后,我与克晟先生电话联系,克晟先生说商量过了,有不同意见。说让我再等等。

  之后的每年,我都会电话两三次,询问可能的好消息。又询问郑先生其他遗稿,或者可以编纂的图书。2007年,封越健教授送来《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书稿。考虑到2009年是

  郑先生诞辰110周年,南开大学也将举办纪念会议。克晟先生拿出郑先生当年的讲课卡片(郑先生开有隋唐五代史、元史、明史、清史等课,卡片即为课程讲义),请南开的老师整理,希望也能够出版,作为纪念。后来,《元史讲义》与《学行录》在纪念会议之前正式出版。《隋唐五代史讲义》于2011年出版,《明史讲义》亦于2017年出版。《清史讲义》还在整理过程中。

  2012年4月18日,曾给孙卫国教授去过一封信,说道:“克晟先生来电,要我帮他找一张照片。今日弄得,发给你,请帮忙转呈是荷。照片原效果不佳,只能如此。郑老之日记,犹时刻不能忘怀,总是心病,多年萦绕,渐成‘心魔’矣。一笑!”也大概是那个时候,克晟先生说三人已同意。之后,我也还是一如既往地每年询问两三次,特别是春节过后的那次联系,最是令人期待!

  去年8月底,孙卫国教授来电,说克晟先生让他告诉我,日记可以出版了。9月1日,又发来微信说:“如果兄近期能来,我们就可启动郑老日记的整理工作。”当即复之曰:“老兄之力也!小弟十来年之努力与等待,终于‘落听’!”遂于9月9日拜访克晟先生,观看日记原稿,摩娑不能掷。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西南联大受到多方面的关注,那么这部日记会带给我们哪些新的信息?

  俞国林:《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起1938年1月1日,讫1946年7月14日,中缺1941年5月至12月、1942年7月5日、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合大学相始终。其中1941年5月至12月是记了不慎遗失了,其余缺失的是未曾记的。

  我们本来以为这部日记的内容不会很详细,但到全部点校完成,发现与之前我们的认识有很大出入,因为日记记得非常详密,且很多事情,又因为郑先生特殊的身份,一般人是不知道的。西南联大的《除夕副刊》曾出版过一册《联大八年》,其中“教授介绍”一节里对郑先生的描述是:“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一身兼三职,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看过他的日记之后,对郑先生工作,我总结为四个“务”:

  一、总务。郑先生是联大总务长,总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种工作、人事的纷繁错杂,其中矛盾棼丝难理之状况,想而可知。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诸端,均须一一过问。特别是后来在资源匮乏、物价飞涨的情况之下,如何正常发放工资,如何合理地核算生活补助,都是关涉到每一位教职员工的切身利益,郑先生1941年1月21日日记说到某次米贴之核算:

  先期请诸人自填眷属人口表,并须请同事一人、系主任一人为之证明。北大二同事以为觅人证明有辱教授人格,深表不满。乃今日发现某教授之女公子新归某助教者仍填于女家,而未声明何时已嫁。又有某主任生子仅四月,亦照填一岁,而未声明何时出生。尤奇者有某教授夫人月内可分娩,而其子之名已赫然填之调查表矣,且曰依外国法律,婴儿在母胎已享有人之权利矣。

  此种事体,需得制定一个可使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且须三校统一,其难可知也。日记作为郑天挺先生记录事务、梳理思路的重要工具,记载大量有关校务的事件和处理措施,故谓为西南联大的校史级材料,殆非过誉。

  二、所务。郑先生是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是傅斯年。大家知道,当年流行一句话,叫做:“正所长是傅所长,副所长是郑所长。”由于傅斯年主要精力用在史语所,所以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具体事务都是郑先生负责的。郑先生1939年5月31日日记:

  今后研究生之生活拟采取书院精神,于学术外,注意人格训练,余拟与学生同住。

  1940年11月27日日记:

  开文科研究所委员会,讨论迁川问题,考虑甚久,不无辩难。至夜十二时三刻,始决定仍迁李庄。

  后为延聘胡适、陈寅恪、钱穆、向达等担任导师,又为图书利用之便,迁研究所学生到李庄,与史语所一起,并请史语所董作宾、李方桂等代为指导,多所努力。

  三、教务。郑先生是历史系教授,按照联大规定,担任总务长后可以不用教学,但是郑先生坚持承担教学任务,白天忙于各种行政杂务,晚间还得拼命读书,以备第二天之讲授。王永兴回忆道:“日间,先生在校办公室处理有关财务、人事诸大端以及教课;夜间,在宿舍楼读书、备课、研究、撰述,虽非通宵达旦,但深夜不眠乃经常之事。”郑先生日记里也有记载,如1941年1月29日日记:

  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十二时,目倦神昏,始寝。盖明日须讲述,不得不详读详考之也。

  四、家务。郑先生是一个人在联大生活,又住集体宿舍,伙食不是集体吃,就是下小馆子;衣物开始都是请人清洗的,如1938年12月21日日记:

  校中今日发薪。余薪三百六十元,除五十元基本生活费外,按七折发给,应支二百六十七元。扣所得税四元七角,飞机捐八元零一分,印花税六分,实领二百五十四元二角三分。

  此日记载:“洗衣○.一○元”,按当时郑先生的收入来说,这笔洗衣钱可谓是相当便宜了。但到了1941年1月12日日记:

  洗衣一件。近顷以来,所自作之事若浣衣缝袜,盖不胜记,今浣衣手破,不可不记也。尝谓自抗战后最进步者为时髦太太,其次则为单身先生,盖昔日所不愿作、不屑作、不能作者,今日莫不自作之也。

  日记内对清洗衣物、缝补袜子之事记载不多,但从“浣衣手破,不可不记”来推断,在经济拮据情况之下,这种事情,大概得三天两头“作之”的。

  中华读书报:能否请您多披露一些郑先生日记的内容?

  俞国林:郑先生朋友众多,并一直住集体宿舍,且位处“枢机”,接待、拜访,几乎是每日的“必修课”。除了公务酬对之外,郑先生的交际绝大多数属于学人交往,如与梅贻琦、蒋梦麟、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傅斯年、潘光旦、董作宾、陈雪屏、罗常培、钱穆、姚从吾、叶企孙、贺麟、雷海宗、罗庸、潘家洵、章廷谦、闻一多、毛准、林徽因、金岳霖、向达、唐兰、魏建功、吴大猷、周炳琳、曾昭抡、查良钊、张奚若、邵循正、吴宓、吴文藻、朱自清、吴晗、梁漱溟、李方桂、陈省身、邓广铭、游国恩、张政烺……以及1946年为北大复员事提前到北平,与北平教育界、文化界的交往,如与余嘉锡、陈垣、沈兼士、俞平伯、启功、溥雪斋、周祖谟、黄公渚、黄君坦……在何日,于何处,谈何问题,言及某事、某君、某书等,无不缕述清晰,今日治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者,于郑先生日记中可得无数之线索也。

  郑天挺关心民生疾苦,对当时的社会有深入观察,在日记中记载了许多体现当时生活的信息。关于物价、薪资、补贴等的记载,变化的情况,如1938年9月16日上海日记:

  独往绿阳春进膳,一菜一汤索价至一元八角,上海生活抑何贵也!

  11月30日昆明日记:

  独至小有天进膳,牛肉一簋,饭一盂,价一角五分。此近来最廉之一餐也。

  待到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却倒了过来,昆明物价远远超过重庆、南京、上海,如1945年10月1日南京日记:

  由店家介绍至美龙镇便饭。凡唤炒虾腰八十元,红烧划水七十元,烧菜心三十元,炒肉丝五十元,干贝炒蛋七十元,什景豆腐汤四十元,花雕半斤七十五元,饭三客三十元,此与昆明、重庆不可相衡也。

  10月7日上海日记:

  九时在大中华食包面而还。三时再偕子坚、雪屏上街购物,在建康商场为晏儿购织锦衣料一件,价千七百五十元。此两月前昆明阴丹士林布六寸之价也。最贵时每尺三千。六时在一品轩晚饭,三人共用五百五十元。饭后无聊,至茶馆听清唱。寂无一人,候至八时始开场。

  〔付早点一○○元,晚饭一八五元,听唱二○○元,小刀一把三六○元,衣料一七五○元,臭虫药一○○元,书报一○○元,洗衣七○元,本日用二八六五元。〕

  也就是说,此时上海一件衣料的价格,两个月前在昆明只能买到六寸。8月24日所记昆明一日之用度:“付西红柿斤三○○元,鸡蛋十个一四○○元,晚羊肉五○○元,雯送礼四○○○元,雯用二五○○元。”足见此时昆明通胀之高了。

  我们读书时,教科书上有过一句“走过马路两三条,物价也要跳三跳”来形容当时物价飞涨的情况,郑先生1943年7月26日日记:

  至大街购物,有美国胰子,一处二百十元,一处一百五十元,两处相去不足百步,索价相差五六十元。

  这些详细的数据,是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手素材。

  郑先生的日记,作为西南联大八年的生活记录,其中对当时学者的清贫与坚守,以及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兼课、写报头文字等,叙说至真。如1943年3月郑先生将赴重庆开会,没有合适的衣服可穿,其17日日记记载:

  膺中来谈,以棉袍一件,托其夫人修理,五年未制新衣,领袖皆破,日日在校,人人皆穷,固无伤。若入渝则太不整齐,故托为补缀之。

  “日日在校,人人皆穷”八字,道出了当时教授们的整体生存状况。而对于工资的发放,同一年的9月1日日记:

  自余任总务长,必于月底发薪,未尝稍迟。昨日以上月有人事更动,手续未齐,定今日发。及入校,闻仍未发,为之大怒,询之,乃因刚如未至,无人代常委盖章,遂命人往寻,责令下午必发。今非昔比,同人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也。

  读此最末一句,唯剩感慨而已。为了生计,有些教授还到处兼课,或者给报纸写无聊之文字,如郑先生1944年1月7日日记:

  近半年来,昆明各报星期论文每篇酬八百元,小报无聊文字每千字酬二三百元,同人争先恐后,余甚耻之。曾语端升,非贫无立锥,绝不为小报写稿也。

  郑先生即使到了连吃一个鸡蛋都觉得奢侈的时候,也没有兼课,也不曾写过一篇无聊文字,践行着“君子固穷”的高尚品格。

  应该说,《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不仅仅是郑先生个人,同时也是西南联大师生在这一时期教学、研究、工作、学习、生活的重要记录,更是抗战时期那些满怀爱国热忱的中国知识分子保存文化火种、投身教育救亡的真实见证。

作者简介

姓名:王洪波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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