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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明信谈《百年孤独》:没有魔幻
2017年07月14日 15:16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今年是1917年俄国革命一百周年,也是路德宗教改革五百周年,这些纪念日可能会使我们忽视一场仅仅发生在五十年前的文学革命,它标志着拉丁美洲文化出现在一个全新的、更宽广的舞台上。

关键词:魔幻;孤独;马尔克斯;文学;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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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1917年俄国革命一百周年,也是路德宗教改革五百周年,这些纪念日可能会使我们忽视一场仅仅发生在五十年前的文学革命,它标志着拉丁美洲文化出现在一个全新的、更宽广的舞台上。我们后来称这个舞台为“全球化”,它本身归根结底是一个已经完全超越了可以用文化和政治、经济和国家这样的独立范畴进行划分的空间。我指的就是196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著作《百年孤独》出版。这本书不仅向一个毫无戒备的世界释放了一次拉丁美洲“文学爆炸”,还向各个国家的文化公众介绍了一种崭新的小说写作方式。影响不是一种复制,而是意外获得的一种许可,允许我们用新的方式去做事情,提出新的内容,用你从来不知道你可以用的形式去讲故事。加西亚·马尔克斯究竟对战后世界仍然比较传统的读者和作家做了什么呢?

  他的创作历程开始于写作影评,以及创作没人想拍摄的电影场景。如果我们把《百年孤独》看作是混合、缠绕、交织了许多失败的电影情节和许多无法拍摄的魔幻片段,以至于只能存在于梅尔基亚德斯的梵文手稿上(这本小说就是从这份手稿“翻译”过来的),这也根本不是夸张。或者也许我们可以注意到他文学生涯的开端与所谓的波哥大事件(Bogotazo)爆发的时间点之间有惊人的巧合。这一事件是指1948年伟大群众领袖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被暗杀(这也是之后哥伦比亚长达七十年的“暴力时期”(La Violencia)的开端)。这个时候,几条街道以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在吃午饭,而不远之外21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正在一间酒店房间里等候与盖坦在下午见面,讨论有关当年夏天他被派去波哥大组织的青年论坛的情况。

  乌托邦的形式问题

  书名中的孤独不能一开始就被当作是指结尾处那种煽情的哀伤气息。首先,在这本小说为世界本身奠基和再奠基的过程中,孤独所标志的是自主性(autonomy)。马孔多是一个世界之外的地方,这个新世界与我们从未见到的旧世界之间毫无联系。这个地方的居住者是一个家族、一个王朝,除此之外就是与他们在一次失败的冒险中作伴的人们,这场冒险恰好在这时停顿了下来。马孔多最初的孤独是一种纯粹、一种无辜、一种自由,这自由来源于一个解脱的瞬间,人们忘却了所有的现世痛苦——这是一个创造新生的瞬间。如果我们坚持把这本书看作一本拉丁美洲的作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马孔多是一个没有遭到西班牙殖民者的侵扰,也没有受到土著文化影响的地方:既不是官僚化的,也不是过时的,既不是殖民的,也不是印第安的。但是如果你坚持从类比的维度看,那么它也象征拉丁美洲本身在全世界的独特性,在另一层次上它还象征哥伦比亚在整个拉丁美洲当中的特殊性,甚至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乡(加勒比海沿岸)相对于整个哥伦比亚和安第斯山脉地区的独特性。所有的这些角度都展示出了这本小说的起点是全新的,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实验室。

  但是就像我们所知的,乌托邦的形式问题是叙事本身:如果生活是完美的,社会是完美的,还有什么需要讲述的故事?或者,把这个问题翻转过来,把这个有关内容的问题用小说形式的术语重新提出:小说本身作为一种元风格或反风格所完成的是一种破坏和解构,那么还存在什么样的叙事范式能够为这种破坏和解构提供素材呢?这是卢卡奇开创性的著作《小说理论》中深层的事实。所有的风格,所有的叙事模式或者范式都属于过去的、传统的社会:因而小说就是对现代性而言特有的反风格本身(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和它的文化和认识范畴、它的日常生活)。这就意味着,就像熊彼特用他那不朽的概念所说的一样,小说也是创造性破坏的一种载体。它的功能,在一些真正的资本主义“文化革命”当中,是对传统的叙事范式的恒久拆解,并不断用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不是新的范式——来取代这些传统范式。如果暂时使用一下德勒兹的语言,那么现代性,或者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从符码转向公理,从有意义的序列(meaningful se-quence)——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是从意义本身——转向可操作化的范畴(operational categories),从功能转向规则的瞬间。或者,如果我们用另一种更加历史、更加哲学的语言来说,那就是从形而上学向认识论和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转变,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从内容到形式的转变,如果“形式”这个概念不会引起混淆的话。

  这本小说的形式问题就在于,要寻找到东西来取代那些传统叙事范式,并不是很容易。那些被用来进行取代的东西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新的叙事范式,或者变成自立门户的流派[就像我们在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作为一种有意义的叙事风格的兴起过程中看到的一样,它基于生命、事业、教学以及精神和物质发展的理念——而这些理念本质上都是意识形态的,因而也是历史性的]。这些新兴之物很快就变得熟悉、过时的范式必须在形式的不断创新中逐个破坏。即使这样,能够发明出完全原创的替代性范式的小说家也是凤毛麟角(范式改变这件事在叙事史中就像在别的地方一样转瞬即逝),更不用说取代叙事本身——这是世界各处的现代主义都在努力做的事情,但我可以说这些企图都失败了,因为这里所需要的,是一种能够完全取代叙事本身的新小说叙事,而这句话明显就是自相矛盾的。

  更加新式的叙事范式不断被重新激活,并从它们被破坏之后留下的温热灰烬中产生次级流派,我认为这一过程是由商品化造成的。这是我们这种社会中最主要的定律:不是只有物会被商品化,而是任何有名字的事物都可以被商品化。这一看起来致命的过程所影响的事物中有很多哲学例子。那些企图将我们从这些稳定的、物化的、传统的范畴和概念中解放出来的哲学家——比如维特根斯坦或者德里达,当然他们的方法很不一样——最后自己也变成了品牌名称。对于叙事范式的创造性破坏也遇到了一样的情况:你的迂回前进(knight’s move),你的偏离或者去熟悉化过程(defamiliarisation),最后就只是变成了另一个“新的范式”(除非,就像在后现代性中一样,它选择了一条过去被叫做讽刺的道路,就是使用模仿的技巧,通过轻微去除一些内容,玩弄已经死去的形式的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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