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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思想研究奠定扎实的文献基础 ——评杜运辉编《张岱年集》和《张申府集》
2018年04月02日 15: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曹树明 字号

内容摘要:张申府和张岱年在20世纪上半叶创立了“解析的唯物论”的哲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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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申府和张岱年二先生在20世纪上半叶创立了“解析的唯物论”的哲学体系,与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和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在其时各放异彩,为文化救国贡献各自的力量。然而,相比于学界对熊十力先生和冯友兰先生的研究而言,早年的二张研究显然是不够充分的。这固然与学人的理论兴趣有关,但文献的不足恐怕是其中更为重要的原因。可喜的是,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的杜运辉教授编著的《张申府集》(上中下册)和《张岱年集》(上下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二书收入《燕赵文库?文献编》, 2017年5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发行。二书的问世,为二张研究奠定了更为扎实的文献基础。总体观之,《张申府集》和《张岱年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收录早期著作。根据《燕赵文库》的总的编纂指导原则,“二张集”的文献选录集中于二张早期的著述。具体而言,《张申府集》选编的是张申府从1915年到1949年的著作,《张岱年集》收录的是张岱年从1927年到1948年间的著作。也就是说,收录年限在民国时期。而由于民国时期的时代特征与新中国的时代特征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这一时期的学术著作往往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如是,“二张集”的发行就为我们研究二张早年的思想以及民国时期中国哲学的特点提供了必要的一手资料。

  第二,整理体例精审。《张申府集》和《张岱年集》一起收入《燕赵文库?文献编》,体例大致统一、且同样精审。如“原文的篇章、段落等格式一般保持不变,个别地方作适当调整”,“原文中标点符号有所缺失的,在不影响原意的前提下,在必要处皆补充之,如书籍皆加书名号,不完整者皆补充完整并置于[]符号中;个别地方则对标点符号作适当调整,以体现文意的完整流畅”,“对原文中偶有缺字及不清晰处,皆于其后以[]符号注明。”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二张集”保留了作者的用语习惯,包括《张申府集》中的“澈底”“发见”“豫见”“塙实”“纪录”“往尝”等和《张岱年集》中的“表准”“起原”“思惟”“联续”等时代用语,这不仅使我们能够看到原汁原味的文字,了解那个时代的语言特征,而且有利于我们通过考察用语的演变而洞悉中国学术的发展过程。如“辩证法”一词,在二张的早期曾译作“对勘法”;其中,外来语的翻译问题以及从“对勘法”到“辩证法”蕴含的对西方哲学了解的加深的问题都值得探讨。

  第三,校勘更为精良。张申府和张岱年先生有少数文字发表于不同报刊,其中内容有不同处时,“二张集”均在[]内加以说明。张岱年先生的名著《中国哲学大纲》目前有多个版本,《张岱年集》则以是书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为底本,以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张岱年文集》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张岱年全集》本和昆仑出版社2010年版“东方文化集成本”为校本进行校勘。可以说,除了目前无法获取的1948年私立中国大学油印本《中国哲学大纲》外,校勘的版本已经搜集殆尽。

  第四,内容更为完善。张申府和张岱年先生大多数著作都已面世。张申府先生的《所思》《我相信中国》《什么是新启蒙运动》《独立与民主》《四大自由及其它有关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重要文件》等在民国时期既已出版。建国后,更是有《张申府学术论文集》《思与文》《名理论》《罗素哲学译述集》《所忆?张申府回忆录》等著作的相继刊行。2005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史上资料最全面的四卷本《张申府文集》。相对于《张申府文集》,杜运辉编的《张申府集》新收录张申府先生早期文稿200余篇,约35万字。这无疑为我们认识张申府先生的早期思想提供了更为全面的文献依据。此中,有关于教育的,如《中国的教育》《民国十六年的教育如何》《士兵教育》《教育与革命》《拟教育宗旨》等;有介绍罗素思想和著作的,如《罗素文字注》《罗素消息》《罗素》《罗素与怀惕黑》《罗素论政治上的决定力》《罗素近刊文》《试编罗素既刊著作目录》《罗素梦见上帝》等;有介绍学界动态的,如《现代哲学》《出版界》(二)——(二十一)、《国际学术界》(二)《国际哲学界》《新刊简讯》《新刊书》《国际哲学大会》《现代哲学界》等;有关于哲学的,如《唯物辩证法》(一)(二)、《外界当然存在》《我所认识的辩证唯物论》等;有展现其政治思想的,如《民主的准备》《目前的根本任务》《三民主义研究院设立的建议》《新启蒙运动的一个应用》等。某些论文对于认识张申府的思想发展历程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如《张季同<关于‘新唯物论’>编者附记》中所说“我所谓大客观法或纯客观法,可说是中国好的旧东西与西洋好的新、旧东西的集成,而科学法、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论、罗素哲学的逻辑解析暨其成果、罗素等的物理主义等,皆收于其中”,对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张申府先生的大客观法有很大帮助;再如,《大公报》1932年10月22日第8版《世界思潮》第8期所载《编余(二)》里的“我的理想:我愿意,百提,伊里奇,仲尼,三流合一”也是研究综合创新文化观发展演变的极为重要的资料。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等重要著作也都曾多次出版,其早期的著述则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张岱年文集》和河北人民出版社付印的八卷本《张岱年全集》中有集中收录。相对于《张岱年文集》和《张岱年全集》,杜运辉编的《张岱年集》新收录张岱年先生的早期文稿27篇,约15万字。在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整理后,编者仍能做到这个地步,实属难能可贵。其中,《关于列子》《高中师范科教本:<人生哲学>》,都是相当重要的资料。《评冯著<中国哲学史>》《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读法》更是体现了张岱年先生早年的哲学史方法论,如领会古代思想之精旨既要“深观”又要“客观”,在鉴别史料和诠释讨论上要“谨严”,充分叙述学术之大势及学派源流交互影响,研究哲学史要有“哲学史论”的支撑,整理哲学家思想的条理系统及逻辑层次,灵活运用唯物史观,等等,至今为止,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当然,“二张集”也并非完璧,一些论文如张岱年先生的《评韩》,由于条件的限制,仍未能收入其中。但相对于此前的文集,此次整理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我相信,“二张集”的出版,一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二张早期思想乃至其整个思想发展历程的研究。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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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曹树明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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