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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另一世界” ——评《搅动晚清帝国秩序的力量》
2018年03月22日 13: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涛甫 字号

内容摘要:19世纪早期广州外报的中国报道,奠定了西方在华媒体对外传播中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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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将近走过两个世纪的历程,其中,19世纪的中国对外新闻传播是特别值得反思的一段历史。这一时期,西方在华外报基本垄断了中国的新闻传播,取代了中国对外新闻传播的话语权。西方在华媒体是如何报道中国的,中国为什么失去对外新闻传播话语权?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术界较少从源头上进行深入探究,长期以来缺少系统研究这些问题的专门著作。谢庆立的《搅动晚清帝国秩序的力量——19世纪早期广州外报中国报道研究》(学苑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一书,从对外新闻传播的视角,系统梳理、考察早期在华外报(广州外报)的中国报道及其所建构的中国形象,填补了新闻与传播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打开了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另一世界”。

  19世纪早期广州外报的中国报道,奠定了西方在华媒体对外传播中国的基础,初步形成了建构中国形象、传播中国的话语机制。鉴于此,作者研究的视点聚焦于19世纪早期(1827—1842年)的广州外报(英美国家在华创办的英文报刊,以西方国家读者为对象)。作为研究视点,“广州外报”有两层意义:一是,就传播地理看,19世纪早期的广州口岸是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商业贸易港,同时也是国际化的“信息交汇港”。独特的商业、文化空间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新闻业的发源地;二是,从时间层面看,19世纪早期的广州外报处于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端期,这些外报打破了晚清帝国原有的信息传播格局,其对外中国报道为以后在华外报发挥了“示范”和“发动”作用。

  对此,作者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本书以这一时期广州外报的中国报道为“经”,以中西社会背景和中西错综复杂的矛盾为“纬”,从对外新闻传播的视角,选择这一时段广州外报中国报道的议题和有关的舆论热点,深入探究早期广州外报与中西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中国报道的话语形态。本书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首次把19世纪早期广州外报的对外中国报道作为研究专题,在考察外报中国报道文本形态的基础上,呈现19世纪早期广州外报中国报道的大致脉络,探寻其对中西关系、晚清社会秩序、文化意识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譬如,20世纪以来,“国民性改造”成为影响中国现代思想的主导话语之一。作为一种知识话语,中国国民性话语产生的源头在哪里?作者以最早在华出版的英文外报《广州记录报》和稍后的《中国丛报》为个案,从源头上梳理、探究广州外报与中国国民性话语生产的关系,考察分析广州外报对中国国民性认知历程,揭示其赋予“中国国民性”内涵。作者指出,广州外报“中国国民性”的讨论,开“中国国民性”建构之先河,引发了中国近现代有关思想资源生产的“蝴蝶效应”。作者的研究并没有停止与现象层面,而是透过外报中国报道的表象,把握其背后的肌理,重点揭示“现象”背后逻辑关系。

  第二,从对外新闻传播的视角,采用跨学科研究方式、文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在大量文献资料和报道文本基础上,分析19世纪早期广州外报的报道内容、报道方式和编辑形态,追根求源,探究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初始形态及其蕴含的历史逻辑。譬如,作者发现鸦片战争之前,广州外报大量刊登有关“中国军事实力”问题的报道和评论,这些报道从不同的维度,为西方读者建构了晚清中国的军事形象。作者指出,外报所建构的中国军事形象,其中蕴含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其殖民范围的欲望。这种“控制欲”往往又被外报以“文明”“进步”的话语所掩饰,这种话语形态逐渐成为外报报道中国的一种主导话语。

  第三,作者特别注意从“小处”着眼,把握牵动历史宏大走向的脉络。广州外报是复杂社会背景与传播生态孕育的特殊产物。自出现之日起,它们就像敏感的神经连通着中西社会的各个方面。当时,广州外报的中国报道常着眼于一些微观现象。因此,作者从剖析微观报道现象入手,深入探究微观中蕴含的“宏大主题”。譬如,围绕清朝官方文书中的“夷”字,广州外报曾展开持续数年的报道和讨论。作者发现,中文“夷”字内涵被颠覆,其意义被外报重新建构。持续数年的“蛮夷之辩”,不仅达到了为西方正名的目的,而且也把中国置于野蛮的定位。其实,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蛮夷之辩”不过是一段激流、一串飞溅的浪花,与那些极具冲击力历史大事件相比,这算不上“宏大叙事”,但的确是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这些发现,不仅体现了作者研究方式的创新,也体现了作者独特的历史眼光。

  此外,本书的创新之处还表现在发掘出的新资料方面,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新观点。在研究的过程中,作者依据原始文献资料,做到了阐幽显微、论从史出,对前人的定论提出质疑,对有关历史问题重新定位,提出了一些卓然自立的新见解。譬如对1834年“律劳卑事件”引发中英军事冲突问题的分析,他通过分析广州外报大量的报道文本,发现外报把广州官方文告中的关键词“夷目”误译为“barbarian eye”(野蛮人的眼睛)。作者用历史材料“说话”,指出广州外报的误译,其客观效果出人意料:不仅“误伤”了律劳卑对中国的情感,同时加剧了在华英国侨民与中国的对立情绪,也为中英军事冲突埋下了隐患。针对学界普遍认为的中国新闻媒体过于“政治化”始于近代国人办报这个观点,作者以《中国丛报》为例,通过梳理1834年8月—1835年1月有关“律劳卑事件”的报道,考察《中国丛报》与这一事件的互动关系,发现《中国丛报》是该事件矛盾升级的“推手”,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发挥了引导、组织舆论的作用,使中英双方由潜在矛盾转为对抗性矛盾,为以后英国对华采取强硬政策提供了舆论基础。作者指出,发端时期的外报带有先天的“政治基因”。

  对于《广州纪录报》,学术界普遍把它定位为首家在华创办的英文报刊,作者却从对外新闻传播的视角,将《广州纪录报》置于中国对外新闻传播的历史格局中重新定位。作者指出,1827—1831年《广州纪录报》是“独家发声”期,该报持续发表有关中国的报道,在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上具有开创地位。自《广州纪录报》始,中国对外新闻传播的话语权被在华外报所取代,并导致外报把中国定位成愚昧、停滞和专制国家,西方被定位成文明、进步的西方,进而确立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感,使之扮演拯救中国的角色。

  19世纪早期的这段历史表明,中国对外新闻传播话语权的变迁关乎国家的尊严和形象,关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发展空间。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作者的此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作者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对外传播提供文化资源和历史镜鉴;另一方面,就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对外新闻传播史学科建设而言,弥补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不足,以新史料、新角度、新视野,拓展了新闻史的研究领域,把在华外报的研究引向深入。

  (张涛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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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涛甫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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