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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先生九封未发表的信 关于《晚翠文谈》出版的前前后后
2017年09月25日 10:11 来源:文汇报 作者:徐正纶 字号

内容摘要:1988年,汪曾祺先生唯一的文论集《晚翠文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据汪曾祺先生的儿子汪朗回忆,这也是唯一由汪先生亲手编定后主动找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

关键词:先生;文谈;出版;文艺;浙江

作者简介:

  1988年,汪曾祺先生唯一的文论集《晚翠文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据汪曾祺先生的儿子汪朗回忆,这也是唯一由汪先生亲手编定后主动找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由此,时任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的徐正纶先生与汪先生结下了“书缘”。

  时逢汪曾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徐正纶先生特为本报撰稿,回忆了这段文坛佳话。

  出版缘起

  汪曾祺先生1988年3月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过一本《晚翠文谈》。

  这本书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亮点:

  一、这是汪先生唯一一本文论集。汪先生一生出过多本小说集、散文集,还出过几本戏曲集;但属于文学艺术评论范畴的文集,只有这一本。书中所收,有他对获奖小说《受戒》《大淖纪事》的创作经验谈,有对沈从文《边城》、林斤澜《矮凳桥系列》、邓友梅《烟壶》的评论,也有对戏曲、民间文学某些理论问题的阐释,等等,共四十二篇。后来三联书店在2002年也出过一本汪先生的《晚翠文谈新编》,篇幅比原书略有增删,共收四十九篇。但那是汪先生辞世五年以后的事,他生前出过的文论集,唯独《晚翠文谈》。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二、这本书是汪先生预先亲手编好,主动找出版社出书的。据他的儿子汪朗在《岁月留痕》中回忆:“爸爸出作品集,都是有人要出版才编的,从来没有拿稿子找的人,也不会;唯独这本《晚翠文谈》是例外。”为什么有这样的“例外”?看来,汪先生自有其“未与外人道也”的想法或计划,有待我们深入研究;但从中至少可表明一点,汪先生对出版这本《晚翠文谈》是很在意的。近读汪先生在1987年8 月3日给李国涛的一封信,信中写到:“我的评论文章已结为一本《晚翠文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书出,当寄奉一册。”(见李国涛《忆读汪曾祺》,载2012年6 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汪先生在李国涛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提起《晚翠文谈》,并承诺出书后送他一本,这不正反映汪先生十分看重这本书!?

  人们也许关心,《晚翠文谈》怎么最终会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说来话长,汪先生编好《晚翠文谈》后,先是交给北京出版社,可久无下文。这时,浙江文艺出版社恰巧醖酿出版一套《小说家谈小说》丛书,正在积极物色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小说家,为这套丛书领衔。我们到北京找到浙江籍小说家林斤澜,向他征稿,他自己手头暂时没有,便向我们推荐了汪先生这本书。我们粗读一遍,觉得很好,便很快接受下来。这个经过,和汪朗在回忆中说到汪先生因北京出版社对《晚翠文谈》书稿长时间没有回应,“于是转由他的好友林斤澜,介绍给家乡浙江出版社”的情节,完全合榫。

  书信往来

  1986年下半年,我作为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分管出版社第二编辑室(即文艺理论编辑室)工作,负责该室出版的文论类书籍的终审。拿到这个书稿,我和该室同仁立即紧锣密鼓投入编审过程。出版社严格实行“三审制”,经过责任编辑的初审以后,还要由室主任复审,但室主任正患重病;可书稿不能等,次年初春到了我的案头,只得集复审和终审于一身。由于汪先生这本书是《小说家谈小说》丛书中挂头牌的,为了打响这第一炮,我们对这本书的编审特别认真,从篇目调整、文字勘误、引文查核,以至封面设计,都一一从严要求,为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扰汪先生,多次就编审过程中发现的诸多问题向他请教,直至1988年3月这本书问世。

  那时出版社的经济状况相当紧张,我们和外地作者联系,一般不打长途电话,可为出版社省几块钱;而当时电脑尚未普及,整个出版社连一台都没有,也就说不上通过电子邮件和作者交流了;所以编者和作者有事商量,只能主要靠书信来往。这一切也就是汪先生这九封信的来由。

  这九封信,最早的一封写于1987年4月2 日,最迟的写于1988年3 月24日。信的内容主要是汪先生就我们编审《晚翠文谈》中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所写的回信;但也有他主动来信,比如要我们寄原书某些文章的复印件给他,临时派点用场。信一般用稿纸横写,一字一格。写得短的,不到八行,但也有写得长的,满满四页。

  现在,我把这九封信原原本本披露于后。读这些信,我们得到的认知和启发,当然不止是有关《晚翠文谈》这本书的出版事宜,还可从某些侧面窥见汪先生的文品和人品。

  大家风范

  对于出版人来说,感受最深的,是汪先生在处理作者和编者的关系上,尊重对方、配合对方、体谅对方的“大家风范”。

  我们由于工作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接触过各种年龄段的大大小小作家。在这些作家中,像汪先生这样年高、资深,以其“散而庄、淡而腴”的独特创作风格在中国文学界享有盛誉的,并不多见,尤其是汪先生曾先后在《北京文艺》《民间文学》等全国著名文艺杂志干过多年编辑工作,对这一行谙熟于心。因此,我曾担心像他这样的作家,可能居高临下,不大好打交道。我第一次写信给他,心中不免忐忑,行文字斟句酌,尽量谦逊更谦逊些。谁料汪先生回信的口气,却是那样的随和亲切,此后我和他再联系时也就放下了心,不再用上许多客套话。如今重读汪先生来信,仍为他的言谈、举止和气度所折服,感触良多。

  我们写给汪先生的信,相当一部分是向他请教审稿中发现的各种各样文字、标点差错的。因为书中所收的篇章,大多是在各报刊发表过的,而这些现成剪贴过来的稿子,差错较多,明显的我们改了,对没有把握的,尤其是引述前人著述文字中出现的差错,就写信问汪先生,他对此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答复、指点。比如,1987年4 月2 日汪先生来信中说到的俞正燮《癸巳类稿》,在《晚翠文谈·读民歌札记》中,他引用了其中的一段文字,并在脚注中标明出处。由于铅印的原稿脱字或错排标点,怎么也读不通。本来,编审者有责任查核原书,但当时我们手头没有此书,又来不及跑图书馆,便写信请教汪先生。不巧的是,他回信说:“我的《癸巳类稿》,不知被家人捆到哪包里去了,一时找不到,无法复核原文。”这时,他完全可以把“皮球”踢回来,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提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避开差错,又不影响引文应用,那就是干脆“把脚注的最后几句(即脱字或排错标点的那几句——笔者)删掉”。我们接到回信,很感谢汪先生对于勘校书中的差错勇于担当,又能够灵活地变通处理。

  为了把这本书出好,我们除了争取把差错率降到最低,还想在装帧设计上动动脑子,为此我写信给汪先生,听取他对这方面的意见。他在1987年4 月 2日来信说:“版式、装帧,由你们决定吧。如果能用32 开,最好,题目若能多占几行,则‘宽松’些。封面我想你们不会搞得太洋。过于现代派,与文字内容不相合。如用底色,希望不要用墨绿的。我的两本小说集的封面是墨绿的,出版社提出的理由是,这和作者的年龄相称,真怪。斤澜把文稿(指请他审阅的《晚翠文谈》排印稿——笔者)交给你们时,夹进我自己手写的书名,不一定用我手写的字,那几个字也写得不理想。”明眼人一看信中的这些文字,应该知道这是一位谙于此道的行家所说的内行话,可是汪先生委婉地采用了商量的口吻、不确定的语气;对自己一些很好的想法,也只是以“希望”的句式提出,把最终的“决定”权谦让给了我们。尤其是对他写的那四个毛笔字书名,却作出了否定的评语。其实,汪先生的书法以其秀丽俊逸在圈内外早就有点名气了,因此我们建议这本书的封面,就请他用毛笔书写书名。虽然他答应我们的要求,在信中附来横竖两式的毛笔书名,却认为“写得不理想”,“不一定用”。读了这封信,我们进一步懂得什么是“大智若愚”,什么是“虚怀若谷”,特别是这一切发生在汪先生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老作家身上,更觉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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