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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光芒里,是我们对传统的迷恋
2017年01月10日 08:47 来源:文汇报 作者:王干 字号

内容摘要:寻找日常中的诗意和雅致,是汪曾祺作品的特色。在《端午的鸭蛋》一文中,他这样写道: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

关键词:文艺;作品;生活;豆汁;小说

作者简介:

  寻找日常中的诗意和雅致,是汪曾祺作品的特色。在《端午的鸭蛋》一文中,他这样写道: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

  他将现代性和民族性成功融为一体,将中国的文人精神与民间的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成为典型的中国叙事、中国腔调。

  汪曾祺曾是一个被中国当代文学史遮蔽的大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新文学的评判标准依赖于诸多海外标准,无论哪一条,汪曾祺在其中都是游离的状态,不在文学思潮的兴奋“点”上。

  而今他在读者和作家中的慢热,持久的热,正说明文坛在慢慢消褪浮躁。更进一步说,是在民族文化的自信重新确立的时候,汪曾祺开始释放出迷人而不灼热的光芒来。他将现代性和民族性成功融为一体,将中国的文人精神与民间的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成为典型的中国叙事、中国腔调。

  我读到汪先生的作品,最早是他的旧作《王全》。刚刚进入青春期的我,又逢上烈火灼心的岁月,一个暑假的炎热夜晚,忽然在 《人民文学》旧刊上读到汪曾祺的文字,忽然平静下来,夏夜也变得平静温和。

  是的。汪曾祺的作品好像更适合晚间阅读。他的文字如秋月当空,明净如水,一尘不染,开卷慢慢进入,心也渐渐平静,故乡,邻里,同事,亲友,陌生的街道和熟悉的老屋,昆明的警报和上海的星期天,高邮的河流和北京的安乐居,都是作家笔下轻盈流动的笔墨意象。读罢,心灵如洗。

  真正全方位的阅读是汪曾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了《异秉》之后。《异秉》当时发在顾尔谭主编的《雨花》上,很少有刊物转,也很少有人评介,而那一年我却碰巧订了《雨花》。《异秉》我看了之后的第一感觉是与我父辈的生活极其相似,更重要的是小说的功力力透纸背。等读到《受戒》《大淖记事》之后,就更加激动了。读汪曾祺的小说,我经常产生这样的念头,哦,原来生活是这样的,哦,原来日常生活也这么美好! 因为景慕汪曾祺的小说,一段时间我竟能整段整段地背出来。

  汪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风行现代派的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的热爱,唤起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20世纪80年代是流行翻译文体的年代,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 己的新潮和前卫,大量模仿和照搬翻译小说的文体,以为翻译家的文体就是现代派的文体,我们现在从当时的一些著名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尤其在“寻根”浪潮涌起一些人惟《百年孤独》是瞻的时候,汪曾祺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且显得特别“新潮”,让年轻的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

  汪曾祺在他的作品中,很少大波大澜,很少戏剧性,写的都是极其日常的生活,极其平常的生活,可依然时时闪现着文学的光彩。写日常生活,写市井生活,很容易沉闷,也很容易琐碎,但也是最容易见人性的。汪曾祺将老师沈从文的视角从乡村扩展到市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一般来说,对乡村的描写容易产生抒情、诗化意味,而对于市井来说,中国文学少有描写,更少诗意的观照。这是因为市井生活和乡村生活相比,有着太多的烟火气,有着太多的世俗味。但生活的诗意是无处不在的。在《岁寒三友》《徙》《故里三陈》 等纯粹的市井题材的小说中,汪曾祺让诗意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市井,在汪曾祺的笔下获得了诗意,获得了在文学生活中的同等地位,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词,而是人的价值的体现。汪曾祺用他的实践告诉我们,日常生活也是文学,甚至是文学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以前一直对写实的日常的作品有偏见,可阅读研究了汪曾祺之后,我改变了 自己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写实作品特别是“新写实”小说进行了较早的开发和研究。

  汪曾祺不仅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也影响了我的生活观念。因为老乡的缘故,也因为研究他作品的缘故,我和他本人有了很多的交往,我发现他不仅是在小说中审美,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按照美的原则进行生活的。可以说,他的生活完全是审美化的。比如,他喜欢下厨,且做得一手美妙的家常菜,他是有名的美食家,他认为那也是在做一部作品,并没有因为锅碗瓢勺、油盐酱醋影响审美。我是有幸多次品尝到他手艺的人,他做的菜也像他做的作品一样,数量少,品种也不多,但每次都有那么一两个特别有特点。我最后一次吃到他做的菜,是他去世前的半个月,那天有个法国人要吃正宗的北京豆汁,汪曾祺就做了改进,加了一点羊油和毛豆熬,他告诉我说,豆汁这东西特吸油,猪油多了又腻,正好家里的羊油又派不上用,羊油鲜而不腻,熬豆汁合味。他说“合味”的“合”发的是高邮乡音ge。这豆汁果然下酒,我们俩把一瓶酒喝了。之后他送我到电梯口,没想到,这成了永诀。

  热爱生活,在生活当中寻找诗意和审美,可生活并不全是诗意和审美,汪先生对此似乎毫无怨言,他身上那种知足常乐甚至逆来顺受的生活态度颇让我吃惊。很多人没有想到汪先生直到去世前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一直住他太太施松卿的房子,先在白堆子,后来在蒲黄榆,都是施在新华社的房子。有一次我跟老先生开玩笑,你们家阴盛阳衰呀。老先生呵呵一笑,抽着烟,没有搭腔。汪曾祺向我述说这件事时,一点也不恼怒,好像他早就知道自己的房子只能“挂靠”在太太那里。他在白堆子的住处我没有去过,但蒲黄榆的居所我去了无数次,没有客厅,稍大的一间做了客厅,太太和小女儿合住一间,他自己在一间六七平米的小屋写作、画画、休息,很多的佳作就是在蒲黄榆的那间小屋里写出来的。蒲黄榆原是一个不起眼的地名,因为汪曾祺,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地方。我最后一次见老先生,发现他搬到虎坊桥福州会馆街的一幢大楼,这一次,老先生有了 自己的画室,他可以尽情画他的画了,他刚搬进去的时候兴奋得画个通宵。原来是大儿子汪朗把自己分的房子给父母住。汪朗是个孝子,他了解父母的心。汪曾祺在儿子的“大房子”走完他人生的最后的路程。

  说我是读汪曾祺长大的,这话有点流俗,但说我读汪曾祺变老,虽然有点感伤,却是无可改变的事实,读着汪曾祺老去,一天天变老,也是不懊悔的事情。76岁的汪曾祺已经定格在那里,而我在一天天地向他这个年龄接近,然后超越。而且,在我活得比他更老之后,更老的我还会读他,读汪曾祺,读高邮的汪曾祺,读扬州的汪曾祺,读中国的汪曾祺。他的文字永在,我们的阅读也永在,无论白天和夜晚。

  (作者为知名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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