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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陆军上将回忆朝鲜战争
2013年04月29日 10:27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300425 作者:白善烨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最寒冷的冬天Ⅱ:一位韩国上将亲历的朝鲜战争》的作者白善烨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位陆军上将。他全程参与了朝鲜战争及韩国的战后重建,并在朝鲜战争时期担任韩国国军师长、军长等要职,战功显赫。同时,通过战场上的领军作战及与各国高层领导人深入接触,他对朝鲜战争的历程了如指掌。该书可称为其私人回忆录,用客观的笔触、生动的历史照片讲述了一场最悲情的战争。

  开城陷落

  “师长,朝鲜军队突然在前方发起了全面进攻,开城一片混乱,好像……已经丢了!”

  1950年6月25日早上7点,师作战处长金德俊少校惊慌失措地打来了电话,这是我在“6·25”战争中接到的第一个战报。

  我当时是陆军上校,任韩军第1师师长。第1师是驻防三八线的韩军4个师中的一个,主要负责从黄海道青丹、延安、白川至京畿道开城、长湍、高浪浦和积城一带全长90公里的正面防线。

  美国的布莱德利将军(时任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曾说过,“6·25”战争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对我来说,这更是一场发生在错误时间的战争。因为就在战争爆发前两个月的4月22日,我刚刚从驻守光州的第5师师长位置上调第1师师长,而就在10天前,我甚至仓促到连第1师的情况还尚未了解清楚,就又被派到始兴步兵学校的“高级干部培训班”开始为期3个月的学习。

  冲突时有发生。从1949年开始,大大小小的冲突在三八线附近就没有停止过。1950年6月中旬,陆军司令部情报局局长张都暎上校在主要指挥官会议上就曾警告说:“朝鲜目前的军队调动情况不太正常,随时都有发动进攻的可能。”

  “6·25”战争爆发时,我和妻子及两岁的女儿生活在汉城(汉城,韩国首都,自2005年1月18日后中文名称统一为首尔。下同。———译者注)的新堂洞。在接到金德俊少校的电话后,我匆忙从家里冲出去,这时恰好有一辆军用吉普经过,我当即拦下来,随后直奔位于龙山三角地的陆军司令部。在那个汽车还是稀罕物的年代,能这么快找到辆汽车真是太幸运了!我向车窗外望去,外面同往常一样沉浸在周末的宁静之中,远处还传来了教堂和平的钟声。

  到达陆军司令部后,我便直奔参谋长办公室。之所以这样做,一是想尽快了解当前的战况;二是由于我当时还是步兵学校的学员,我必须确认自己是否可以返回第1师指挥战斗。

  已经有七八名军官聚集在参谋长办公室里,表情严肃地讨论着战况,气氛十分紧张。

  当我问及我是否该返回第1师指挥战斗时,蔡秉德参谋长厉声喝道:“这都什么时候了,还问这种问题,你马上给我回到第1师的位置上去!”

  现在最重要的是弄到一辆汽车,于是我立马想到去找第1师的美军首席军事顾问洛克威尔中校。他就住在陆军司令部的旁边,虽然他好像对发生了什么事情还不太清楚,但他的军用吉普正好停在那里。

  在我向他通报完战况后,洛克威尔中校二话没说,立刻就发动了汽车带我直奔位于南大门的崔庆禄上校的家。

  第11团团长崔庆禄上校在我培训期间代理第1师的日常工作。当我们到达他家门口时,他恰好刚接到战报从家里出来。于是我们三人一同驾车向京畿道水色的师部驶去。

  去师部的途中,街道上还和往日一样平静,只是来来往往急驶的军车在暗示人们发生了突发事件。

  上午9点,我们抵达了位于水色的师部。这时,炮兵营长卢载铉少校、作战处长金德俊少校和通信连长董弘旭上尉正在师部门口等我们。

  我们来不及进入师部,就站在门口听取了目前部队的情况介绍。由于开城已经陷落,我们与驻扎在那里的第12团(团长全盛镐上校)失去了联系,不再抱任何希望了。驻守汶山的第13团(团长金益烈上校)正在与朝鲜军队交战。而驻水色的第11团,正在整合兵力准备投入到前沿阵地上去。

  从报告中得知,由于开战的前一天(6月24日)是星期六,许多官兵都在外出休假中,因而现在只有一半的兵力留守。其实,进入6月以来,第1师一直处于战备执勤状态,外出和在外留宿是绝对禁止的,陆军司令部也是刚刚才解除禁令而已。

  由于在外学习,十多天不在部队,现在我的脑子有点儿乱,只是潜意识里预感到要出大事儿。我们几个人分别乘坐军用吉普和三轮军用摩托风驰电掣地奔向位于坡州小学的师前沿指挥部。坡州小学前面有座小山,天气晴好的时候在山顶上能看到整个开城。考虑到战时的需要,我把师前沿指挥部设在了坡州小学内。随后我们登上了坡州小学前的山头,看到前方到处弥漫着硝烟并不断传来隆隆的炮声。

  我心里担忧的仍旧是第1师左翼的安全,还有负责以开城为中心正面防御的第12团还剩下多少兵力,以及他们什么时候能撤过临津江铁桥,因为这是他们后撤的唯一通道。此外,负责驻守右翼———高浪浦南侧坡平山阵地的第13团能坚守多长时间;如果外出的官兵能及时归队的话,作为预备队的第11团又能否迅速地投入到第1师正面汶山一带呢……这些问题不断萦绕在我的心头。

  当初在调任第1师师长后,我曾借巡视之机视察了师前线防御阵地,当场更正了沿三八线一字排开部署兵力的做法,并沿临津江一带构筑了战时阻击线。当时有人反对说,这是弃帅保车的做法,根本没有考虑开城这个重要城市的安危。但我认为,30公里才是一个师的兵力所能承受的战斗强度,所以必须压缩90公里长的防御阵地。好在我事先将驻扎在仁川的第11团调到了水色,这多少让我感到庆幸。

  师属各团如果贻误战机,没有及时进入临津江防御阵地,那么汉城将面临极大的压力,我师的退路也将被切断,这样一来后果将不堪设想。现在最困难的问题是无法掌握前方战况,特别是位于东线的第7师的情况,由于通信不畅,我们与第7师一直无法取得联系。

  这时,一同赶来坡州小学的洛克威尔中校突然跑来对我说,美军事顾问团(KMAG)发来撤退命令,让他速回汉城。

  “不是说好来帮助我们的吗?现在情况对你们不利了,就急着撤走?”我对美军的期待瞬间变成了绝望,只好强忍着泪水,同洛克尔中校握手话别。当时,韩军的大部分后勤装备依靠美国顾问团供给。如果美国顾问团撤走的话,这不是等于让我们赤手空拳和对手作战吗?不行,我现在需要直接掌握战况。想到这儿,我便立即动身前往对手坦克在临津江最可能实施渡河作战的高浪浦。

  第13团打得不错,位于最前沿的一个营挡住了朝鲜军队的进攻,且战且退。这个营在战争爆发时恰好在临津江南岸训练,一接到命令就直接进入了坡平山阵地了。

  不眠之夜

  休假外出的官兵陆续赶了回来,第1师右翼所受的压力减轻了不少;而位于左翼的第11团在整合完归队的官兵后,强化了以铁桥为中心的“汶山突出部”(此地位于汶山邑,是临津江边西北朝向突出的一个半岛型的地区,属于从开城经汶山到汉城的必经之地,临津江铁桥就架在这里)的防御。

  在占领临津江南岸阵地后,我们又遇到了何时炸掉临津江铁桥这个棘手的问题。正午刚过,工兵营营长张治殷少校便急匆匆地赶来向我报告:“爆破铁桥的准备工作完毕,请师长指示爆破时间。”

  我回道:“再等一会儿,等第12团主力撤过来以后再说。”

  下午3点左右,我终于看到第12团的全盛镐上校带着30—40名余部乘三轮摩托车通过了铁桥。全上校面部受伤,流了很多血,我连忙派人把他护送到后方。

  我们又等了一个多小时。在这期间,不断有撤退归来的士兵三三两两地通过铁桥。

  这时,铁桥北端的警备部队突然报告:“敌军从后面追上来了!”我连忙下令炸掉铁桥,却一直都没有听到爆炸声。过了一会儿,工兵营营长才黑着脸来向我报告说,由于线路故障,爆破失败。

  就在这时,朝鲜军队已经冲上了铁桥。一瞬间,双方陷入激战,子弹在我的身旁乱飞。

  眼看铁桥这一战略要地几乎落入朝鲜军队手中,万幸的是,朝鲜军队的坦克部队选择高浪浦为主攻方向,借以向坡平山和汶山一带推进。也许他们当初判断临津江铁桥一定会被我们炸掉,才没有选择在这里渡江。

  下午晚些时候,俞海濬上校和金东斌中校率领陆军士官学校教导大队和步兵学校教导大队乘火车赶来增援我们。他们的到来,对于已经丢掉一个团兵力的我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

  而在另一边,负责坡平山以北防御的第13团与已渡过临津江的朝鲜军队坦克部队展开了血战。第13团虽然编有一个反坦克连,但他们装备的57mm反坦克炮和2.36英寸巴祖卡火箭筒根本不能穿透对方T-34坦克厚实的装甲。最要命的是,反坦克连从没有配备过大威力的穿甲弹,而且士兵们几乎没有见过坦克,更不用说受过最基本的反坦克训练了。开战第一天,士兵们就患上了所谓的“坦克恐惧症”———一听到坦克的轰鸣,就魂飞魄散,斗志全失。

  但第13团的士兵们还是非常勇敢的。特别是他们自告奋勇地组成敢死队,当看到一个个身上绑着炸药和手榴弹的敢死队员冲出战壕与对方坦克同归于尽时,无人不为之动容。

  他们用血肉之躯迫使朝鲜军队在进攻的头一天没能通过坡平山,这为位于汶山的我师预备队赢得了时间。

  太阳落山时,我回到位于坡州小学的指挥部。当时,通信部队已经抢通了部分通信线路,我们因此得以迅速地掌握了前线的战况。

  就在这时,电讯官送来一份电报,是驻守在熊津半岛的陆军司令部直属第17团团长、我的弟弟白仁烨上校发来的。电文如下:

  请转告第1师师长:前方官兵们正在奋勇抵抗,但战况对我方非常不利。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发报了。

  白仁烨

  看过电报之后,我极力控制住了情绪,因为在这个时候,这种感情在士兵们面前是绝对不可以流露出来的。

  “一万余名士兵的生命握在我这个既年轻又缺乏实战经验的人手中,我该如何应对这场战争?”一想到这里,我肩上的担子便似有千万斤重。

  虽然表面上未动声色,但那一整天我都处于神经紧绷与内心慌乱之中。我总是感到口渴,几乎喝了一天的凉水。

  炮声彻夜未停,我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随着太阳西沉,我和战友们艰难地熬过了这场即将历时3年零1个月2天17小时的战争的第一天。

  夏夜是短暂的,天马上就要亮了。

  美军顾问

  今天,从位于京釜高速公路(首尔到釜山间的高速公路。———译者注)倭馆段的洛东江大桥向东望去,群山如同屏风一样连绵不绝,这里曾是悬国家命运安危于一线的战场。当时,经过近两个月的炮火洗礼,这里化为一片焦土。但现在从满山的翠绿中已经找不到丝毫当年激战的痕迹了。

  “多富洞战役”后,我师接到命令进入上林洞和上场洞一带清剿残敌,之后原地待命。

  9月22日,进驻这里4天后,我在新酒幕(地名。———译者注)的三岔路口遇到正在向尚州进发的美军部队。这是由美军第77骑兵团、第2坦克营和第7炮兵营编成的“777”特遣分队,由美军第1骑兵师师长盖伊少将直接指挥。

  盖伊少将见到我后,只是说了句:“我们现在正北上到乌山,要与在仁川登陆的美军第10军会合。汉城见!”

  说完便急匆匆地带着部队向洛东里方向开去。

  盖伊少将在二战时曾是巴顿将军的参谋长。战后,当巴顿将军死于车祸时,他也在车里,好在幸免于难。

  望着盖伊少将的坦克和军车行进中卷起的尘土,我只能望“尘”兴叹。美军的装备先进,机械化程度高,看到他们跑在前面,我们也无话可说。但面对门户大开的北上之路,望着向前进军的美军部队,我们只有羡慕的份儿。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们向汉城开进呢?

  在看到美军第1骑兵师向汉城进军后,我便向美军第1军强烈要求派我们第1师也向汉城方向开进。但军部的命令却是:在消灭军威地区的残敌后,向清州进发。

  而我在向第12团下达扫荡残敌的命令时,官兵们丝毫没有掩饰失望的神情,纷纷来问我为何不向汉城进军。

  其实,军威地区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扫荡的了。我们师平时一直都是作为先头部队作战的,但在这关键时候却留在后方,全师上下难免怨声载道。

  趁这段时间,我通过丁一权参谋长向美军军事顾问团提出了调换我师首席军事顾问洛克威尔中校的请求。

  洛克威尔中校从战争一开始就在我师工作,算是与我同生共死的战友。但他酗酒成性,为了在日后作战中不出现失误,我不得不作此决定。

  战争初期,第1师大约有10名美军顾问。到“多富洞战役”时已增加到20余人。这些人包括首席军事顾问、美军顾问团和军部派来的通信小组,还有作战顾问、情报顾问、后勤顾问、通信顾问、军部联络官、空地支援联络官以及配给各团的军事顾问等。在这些人中,应该说负责后勤、通信和空中支援的军事顾问对我帮助最大。

  那是一个韩军对美军依存度相当高的年代,于是我的调换请求一度令军事顾问团团长弗朗西斯·法雷尔准将感到很意外。但在听过我的汇报后,他认为理由非常充分,第二天就将洛克威尔中校调走了,派来了他的继任者黑茨赖特中校。他出身于军人世家,父亲曾任陆军少将,他一直到“1·4”大撤退时都一直协助我工作。

  当我们来到军威时,这里已是一片废墟,对手也逃得无影无踪。随后我们在善山郡地区渡过洛东江,并沿着4个月前后退的路线达到尚州,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肃清了藏在俗离山一带的残敌。

  从湖南到忠清道地区败退下来的朝鲜军队,很多都逃到了俗离山,准备在这里沿着小白山脉的山路向北逃窜。根据这个情况,我从工兵营里选拔出精干力量组成突击队,由安宗勋中尉(陆军中将退役)任突击队队长,快速向清州方向穿插。

  我和先头部队一起先行向清州赶去。公路上到处是逃难出来的返乡人群。有很多溃退下来的朝鲜士兵夹在其中,虽然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却一眼就能辨认出来。但我没有时间去理会他们,我现在的任务是抓紧时间北上。

  公路两边田野里的庄稼都熟了,整个村庄看上去都是一片和平的景象,没有一丝经历过战争的痕迹。望着那翻滚着的金色稻浪,我心里想,倘若我们的反攻稍微晚那么一点儿,这宝贵的粮食可能就落到对方手中了。想到这里,我不禁长舒了一口气。

  每经过一个村子,村里的老百姓都自发地跑出来欢迎北上的韩军和联合国军。在向清州的行进途中,我们的队伍突然遭到了埋伏在路边的朝鲜军残部的偷袭,好在没有出现伤亡。

  到达清州时,我从当地百姓那里得知,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员金策率残部正向鸟致院方向窜逃。我当即派安宗勋中尉带突击队前往搜索,同时向先期到达这里的美军第1骑兵师第5团团长柯罗姆贝茨上校请求炮火增援,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抓到金策。

  无奈之下,我又回过头与跟上来的我师大部队会合。10月2日,我们进驻清州。我命令各团在清州郊外扎营休整,同时将师部设在位于清州市内的忠清北道政府大楼,并在那里原地待命。

  进攻平壤

  10月1日这天,我军第1军突破了三八线,正向北全力追击。听到这个消息后,在清州待命的我更是心急如焚。

  在清州,我与米凯利斯上校再次相遇,他刚刚奉命结束了在湖南地区的作战返回这里。我们一起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庆功宴。我们弄了些米酒和简单的下酒菜,美军则拿来洋酒和军用罐头。两军的部队指挥官和参谋们聚在一起开怀畅饮,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这也是开战以来,我第一次端起酒杯。

  一放松下来,我不由得又想念起留在汉城的妻女。在亲情面前,我和我的士兵们有什么区别呢?

  10月5日,我奉命到位于大田的美军第1军军部参加师级军事主管会议,美军派了一架联络机将我接到大田。在位于忠清南道政府大楼的军部,我见到了第1军的范布伦特参谋长、作战处长吉特和情报处处长汤姆逊(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亲家)。在那里,我接到了进攻平壤的作战命令。

  “我们终于要攻打平壤了!”我心里非常激动。

  可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完命令时,却如同被泼了一盆冷水。

  其实当我接到命令时,美军第1军麾下的第1骑兵师师长盖伊少将、第24师师长丘奇少将和英军第27旅旅长寇德准将已率部向平壤进发了。

  命令上说,由第1骑兵师担任主攻;第24师负责右翼,经九化里———市边里———新溪———遂安向平壤进攻;英军第27旅作为预备队紧随第1骑兵师其后。而韩军第1师经开城、延安和海州向安岳方向进攻,扫清后方残敌。

  也就是说,这次进攻平壤作战,根本就没韩军什么事儿。这是我绝对无法接受的。因为就算美军在行使作战指挥权,就算我师现在由美军直接领导,但在实施对敌首都的作战中,如果没有韩军参加的话,这场作战还有什么意义?

  我当即向范布伦特参谋长请求约见军长,但他竟以军长患感冒正卧床休息为由拒绝。我听完后立马火冒三丈,说话声音也不由自主地高了八度:“这是什么话?难道师长连约见军长的权利都没有吗?”

  随后我如愿见到了米尔本军长。当时,他正躺在一辆宿营车的床上休息。看到我进来后,他起身倒了两杯威士忌,庆祝成功突破敌军防线,我则将一把缴获来的苏制手枪作为礼物赠送给他。

  很快,我们转入正题。

  “军长先生,我无法接受您不让韩军参与进攻平壤行动的决定,希望您能重新考虑一下。”

  听完我的话,他略微思考了一下,问我:

  “第1师有多少辆汽车?”

  “有60—70辆吧。”

  “美军一个师一般都要配备数百台汽车。以第1师的机动能力,你们有信心冲在最前面吗?麦克阿瑟将军希望能在最短时间内攻克平壤,因此我选择让机动能力和火力占优的美军部队来执行这次进攻平壤的任务。白将军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还是请你原谅我的决定。”

  “作为韩国的将军,我的老家又在平壤,我理所当然要冲在最前面。我们虽然没有足够的军车,但我的战士们可以日夜兼程地徒步行军。韩国的地貌以山地为主,道路状况恶劣,昼夜行军的话,韩军有可能比美军先一步到达平壤。而且平壤是我的家乡,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市内的情况。军长先生,希望您能给我们一次机会。”

  也许是我太激动了,不知不觉中已是泪流满面。

  “同时,这次平壤进攻作战与1894年清日战争(即甲午战争。———译者注)时期日军夹击平壤时的情况非常相似,我对那段时期的战史非常了解。”

  接下来,我向米尔本军长详细介绍了清日战争时,日军第5师和朔宁支队、元山支队三支部队从三面包抄进攻平壤的战例。我甚至建议,我们第1师可以用来行使当初经朔宁和新溪北上的朔宁支队的作用。

  米尔本军长一边听着我的介绍,一边凝视着地图。稍作停顿后,他说:“好的,那我就给白将军一个机会!将美军第24师与韩军第1师的战斗区域进行调换。”

  他当即给范布伦特参谋长打电话,指示他将我与丘奇将军的作战区域调换过来。军长的一句话,就可以对大兵团作战命令进行调整,而且不必召开会议进行说明,这种雷厉风行的工作方式令我当时非常吃惊。

  范布伦特参谋长对我说他将马上修改命令并下达给我,让我先返回第1师。但我生怕事情有变或是他们突然改变主意,便硬是在军部里等了两三个小时,拿到修改过的军令后才乘飞机返回师部。

  一回到师部,我当即宣布:“弟兄们,我们将作为先头部队进攻平壤啦!”

  话音刚落,师部里顿时欢声雷动。

  随即,第1师将高浪浦确定为攻破三八线的既定目标,并于10月6月离开清州向北开进。

责任编辑:宝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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