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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崛起与现代中国社会伦理变迁 ——兼评《教育中国个体:一所农村寄宿学校的生活》
2017年06月27日 15: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旭 字号

内容摘要:承认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依赖关系,主张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且神圣不可侵犯,一直是中国社会对待个人和社会关系的两大伦理传统。那么,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长期存在“忽视个人的利益”的做法则使人们只能谈集体高于一切,很难公开且毫无顾忌地谈及个人利益。在两大伦理传统中,整体或集体成为一个超个体的存在,个人利益被看作整体利益或集体利益的对立物,因而受到否定和批判。通过对一所农村寄宿学校的生活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贺美德发现当代中国教育体制对学生人格精神的塑造具有双重性特征:意识形态教育上强调集体主义,生活理念教育上强调自力更生与自治。它揭示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在促进个体崛起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捕捉了现代中国社会伦理变迁的教育起源。

关键词:学生;伦理;教育体制;美德;中国社会;个体化;集体主义;觉醒;个人利益;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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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是任何一种社会伦理所要处理的核心关系。强调群体或整体的原则,主张整体的至上性;承认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依赖关系,主张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且神圣不可侵犯,一直是中国社会对待个人和社会关系的两大伦理传统。如果说在20世纪早期之前的中国根本“不承认个人的存在”(胡适),个人只是作为整体的一员而存在的。那么,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长期存在“忽视个人的利益”的做法则使人们只能谈集体高于一切,很难公开且毫无顾忌地谈及个人利益。在两大伦理传统中,整体或集体成为一个超个体的存在,个人利益被看作整体利益或集体利益的对立物,因而受到否定和批判。

  然而,当代中国在成功迈向市场经济并取得世界瞩目的现代化成就的同时,其“去集体化”进程、主体意识觉醒和身份认同等问题随之而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今中国追求个体利益和维护个体权利已成为普遍,无人再耻言个人利益。相反,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个人健康、财富与幸福,反对由来已久的意识形态教育和集体主义的道德说教。有相当多的数据、田野调查和真实案例能够印证上述现象。在市场经济繁荣和发展下,主体意识觉醒和身份认同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它彰显了人的地位和价值,但另一方面也唤醒了人们的利己之心。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求利经济,主体意识觉醒的背后是权利意识的觉醒,身份认同的背后是利益的认同。正如马克思所言,在市场中“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个体利益和权利越来越被视为真实的存在,甚至凌驾于他人之上。从个体的角度界定公平正义,从个体的立场处理社会关系,从个体的视角解释世界,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体利益,强调个体、个体权利对于社会的优先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的崛起和社会的个体化是另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

  个体崛起和社会的个体化背后所隐藏的现代性问题,以及对集体主义伦理和儒家伦理的解构引起了精英群体的担忧。现代中国社会伦理正经历最深刻的变迁:个人的僭越、个体本位价值观的泛滥、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幻想等。矫枉过正,中国社会正从过去“片面集体主义”下的“集体本位”极端滑向“个体本位”的另一极端。现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无个人主义的个体化”的侵淫之中。那么,个体的崛起和社会的个体化是如何发生的呢?也许钱理群教授的观察能为我们提供线索:中国大学正在培养异常世故、以个人利益凌驾社会福祉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无独有偶,挪威人类学家贺美德(Mette Halskov Hansen)最新的研究成果——《教育中国个体:一所农村寄宿学校的生活》(Educating the Chinese Individual: Life in a Rural Boarding School,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6),也从理论上揭示了当今中国的公立教育系统在推动个体化意识中的作用和地位。

  学校是微缩版的小社会。社会问题能够很容易地在学校中找到它的身影和痕迹。贺美德认为,教育体制对现代公民人格精神的塑造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基础教育更是其社会化的开端。通过对一所农村寄宿学校的生活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贺美德发现当代中国教育体制对学生人格精神的塑造具有双重性特征:意识形态教育上强调集体主义,生活理念教育上强调自力更生与自治。贺美德认为,时至今日自力更生的含义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它在当下更意味着竞争、生存、个人奋斗、为自己的前途负全责等。如果前者是为了培养具有利他主义精神的公民,那么后者则是为了培养能够自觉为其自身生活奋斗的“自治”个体。在这种教育体制下,“我”的概念逐渐清晰并不断得到强化,学生的个人主体意识被激发了。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带来的是个体能动性的增强。为了规范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的思想和行为,学校制定了较为严格的规章制度。但贺美德发现,学生们还是经常做违反规定的事,比如规定禁止学生带手机、玩游戏、上网聊天等,学生们还会想方设法逃过校方的监管玩网络游戏。对学生而言,上网聊天和玩游戏固然能带来某种愉悦和享受;但从另一角度看,手机、游戏则象征着某种利益和权利。实际上,学生想方设法逃过校方的监管是他们为了维护个体利益而发挥个体能动性的结果。贺美德还通过对学生会选举运作过程的观察,发现了塑造学生利己且世故人格的土壤。一方面,个人能力与个性特点是学生当选的重要砝码;另一方面,个人能力与个性特点的合法性来源于老师的权威,因为最终能否当选取决于权威的意见。于是,学生干部表面上高呼代表学生们的利益,但行动上却自觉服务于权威。贺美德似乎暗示,组织生活再次唤醒了学生们的自我意识,它在某种意义上增进了他们对中国权利场域丑陋生态的理解。得确,组织生活锻炼了学生的情商,甚至培养了官腔连篇、言不由衷的学生官。以至于有学者惊呼“大学的团委和学生会,早已成为高校的藏污纳垢之地。”(陈伟)

  从总体上看,贺美德的研究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它揭示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在促进个体崛起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捕捉了现代中国社会伦理变迁的教育起源。“如果教育机构确实在培养强调个人意识和个体责任的年轻一代,同时又希望他们能在某些方面抑制自身,服从权威,那么学生表里不一就不足为奇了。”(钱霖亮)

    (作者:孙旭,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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