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美学组成部分之一。研究音乐艺术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具体内容包括音乐的特殊本质，音乐与现实的特殊审美关系，音乐的审美价值，音乐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特殊性，音乐创作和音乐演出的特殊方式，音乐感知或音乐作用于人们心灵的特殊途径和方式，音乐的形态及社会功能，音乐持续存在的特殊性，音乐欣赏的心理根据，等等。音乐美学思想出现得很早，公元前古代东西方的哲学家、学者已开始探讨音乐内容的情感性特征和音乐形式的数理特点。我国先秦时的《尚书》中就有“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论述。约在公元前3世纪成书的《乐记》，相当系统地论述了音乐的本质、起源、功能、音乐美感等根本性问题，指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音乐“可以善民心”，“移风易俗”。《管子·地员》提出宫徵商羽角五音长度的比例;《吕氏春秋·音律》算出了十二音律长度的比例。其后，魏晋时嵇康、阮籍、葛洪及明代王守仁、李贽等对音乐都有独到见解。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重视音乐对心情的影响，并用不同的比例数来解释几个协和音程(1∶2是纯八度，2∶3是纯五度，3∶4是纯四度)。柏拉图认为节奏和曲调会影响人的灵魂，使之变得优美或丑恶。亚里士多德把乐调分为伦理的、实践的(行动的)、狂热的三种，认为音乐有教育、净化、精神享受(娱乐)三种功能。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乐派要求在人类的情绪中发现新的音乐天赋创造力。18世纪末维也纳古典乐派追求情感饱满和高度合理相辅相成的审美理想。德国古典哲学对音乐本质作了深入探讨。康德认为，音乐的根基是“诸感觉的美的游戏”或“快适的诸感觉的自由活动”，无标题音乐属纯粹美的范畴。黑格尔在《美学》中把音乐与绘画并列为浪漫型艺术，并把两者作了对比，认为“音乐所特有的因素是单纯的内心方面的因素，即本身无形的情感”。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美学要求乐曲情绪饱满达到狂热程度，而不惜削弱乐曲结构的严谨逻辑和理性因素。近代，“音乐美学”这个概念的出现，始于奥地利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他反对情感美学，提出“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旋律是音乐美的基本形象”的“自律论”，对现代欧美音乐美学思想和音乐创作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初，黎曼(Hugo Riemann，1849—1919)的《音乐美学要义》(1900)是第一本系统的音乐美学专著。音乐美学在德国得到了发展，出现了“能量说”(以“力”和“能量”说明音乐本质)、音乐解释学(用心理学方法解释音乐内容)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客观表现主义、人格主义、语义学的音乐美学。波兰的丽莎(Zofia Lissa，1908—1979)著有《音乐美学问题》、《音乐美学基础》、《论音乐的特殊性》等，从音乐以声音为物质材料入手，对音乐反映现实的特殊性、音乐中感情因素与逻辑因素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我国“五四”运动以后，蔡元培、丰子恺、赵元任、刘天华、黄自、萧友梅等对音乐美学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工作。1961年6月1日，贺绿汀在《光明日报》发表《音乐美学及其他》，提出建立我国独立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音乐美学的课题，强调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研究，对提高音乐的创作水平和鉴赏水平有深远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音乐美学研究更趋活跃，1982年10月在南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音乐美学座谈会”，一批论著陆续发表出版。我国对音乐美学的研究着重于重新认识音乐的美学特性，音乐产生美感的特殊方式，音乐的审美层次和美学追求，音乐的感染力、生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