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昨提交市人大常委会一审，该条例对接的上位法是新修订的国家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后者于2013年7月1日起实施，曾因“常回家看看”入法一事，引发旷日持久的立法争议。

　　上海地方法规草案援引上位法的内容，提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但比起具体的条款，地方立法从国家立法承接而来的更大议题，恐怕是养老理念之辩。

　　中国社会的养老格局和理念正随着社会形态发生巨变，这种变化投射到养老立法上，就出现了记者在审议现场观察到的现象：审议者对“四平八稳”的条例草案并无太多指摘，但多次提及前瞻性问题，比如“这部法规可以管多少年？”换句话说，“等我老了的时候，这部法规还能照顾到我的权益吗？”

　　“不能局限于60周岁的界定”

　　老人的界定问题，每次养老立法总有人探讨。国家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这既是法定标准，也是社会一向沿用的尺度。照此标准，上海户籍人口中有27.1%的老人，比例全国最高。

　　根据2013年上海老龄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上海人口预期寿命已经达到82.47岁，也是全国最高。今后，这个数字显然还会继续增长。

　　“假如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到100岁，前20年学习，中间40年服务社会，退休后还有整整40年人生。”常委会委员李克欣说：“很多国家对老人的定义和我们不一样，你在地铁上给70多岁的老人让座，人家可能还不高兴，我怎么就是老人了？”

　　马进委员指出：“老年人实际上分很多层次，有些人年龄上被划作老人，但身体、脑力、心理上还是壮年。”

　　如何界定老人，影响到社会看待老人的方式，也决定着政府的养老制度设计。陈红专委员表示：“上位法的规定必须遵守，但上海制定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法规政策，不能局限于60周岁的界定，要体现对不同层次老人需求的研究。”

　　引导老人“主动积极参与”

　　条例草案提出，应当重视、珍惜老年人的知识、技能、经验，保障老年人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并在“参与社会发展”一章中，对支持老人接受老年教育、参与文体活动等作了规定。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汉民和多名委员指出，老年教育、文体活动更多属于“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范畴，条例草案对“老有所为”，也就是老年人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保障，仍然比较薄弱。

　　“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证实，活跃的社会参与度，可以改善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减缓衰老过程。能让老人实现积极的社会参与的养老服务，比被动供养的养老服务更有价值和意义。”吴凡委员建议，地方养老法规的制定，应该为此留有更多余地。

　　条例草案设置了“社会优待”一章，列出了在卫生保健、交通出行、商业服务等领域老年人可获得的优待措施。李克欣认为本章可设更多引导“主动积极参与”的条款，他提了一个有人认为略显“激进”的建议：“增设对老人创新创业优待措施，比如老人创业并解决一定人数的就业，就可享受税收或其他政策优惠。”对比发达国家的老人，李克欣认为中国老人“动得太少”，而法规制度是“养老院导向”还是“社会参与导向”，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老人的养老状态。

　　蓄水池现在未来都要有水

　　条例草案第23条，谈到对“计划生育特殊困难老年人”的特别扶助，要求卫生计生、民政等部门，对符合条件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且未再生育或者收养子女的老年人，在生活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给予特别扶助。这一条款的适用对象，正是通常所说的“失独老人”，近两年，这一群体的养老问题得到各方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