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人的写作或者缘于现实的思考，或者缘于阅读的兴趣。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阅读会促进对现实的思考，对现实的思考常常也会求助于阅读。说到我自己这两年对中国中产阶级或主流媒体所说的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最初的兴趣大概来自于美国社会学家莱特·米尔斯的那本《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二十多年前在南开大学读社会学硕士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就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斗士、“左派阵营中的文化牛仔”（艾尔文·豪）的崇拜者。

　　缘此，当2002年南京大学出版社约请我翻译《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时，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下来。不过，当时我没有想到这本书的翻译会一拖三年，并且其中大部分章节后来是在几十次旅途中完成的。

　　在旅途中完成翻译，一者确实是因为平时俗务缠身，二者因为翻译是打发旅途寂寞的最好方式。其实，旅途本身的见闻也颇有助于我对中产阶级这一现象的理解。先是在去印度的新航班机上，随手翻到一本新加坡杂志，上面的一篇文章讨论的恰是印度的中产阶级，观点如何不说，数据倒十分清晰，说印度有七亿中产阶级。因为2003年去过一次印度，也知道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致状况，所以看到这样的数据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会议结束后去孟买。离开孟买那天下午，结账后还有三个多小时才去机场，我坐在Heritage Hotel附设的咖啡店里，一边喝着味道醇厚的印度红茶，一边干着手头的翻译，真是觉得工作原来也可以是如此悠闲。而读着米尔斯的精彩论述，望着咖啡店经理说起“你不知道么？印度是中产阶级国家”的那份自得，再看看窗外拥挤、繁忙、沸腾的孟买，不由得想起整整一百年前刚刚大病初愈的韦伯访问芝加哥的情形。

　　在韦伯眼中，那个正因为大规模的工业化而从一个原本只有几万人的木材转运站朝向上百万人的大都市急剧迈进的芝加哥，在资本主义的原始动力的激励下，“像一个没有包膜的巨大心脏在有力地跳动着”。满街的汽车、琳琅满目的商品、潮水般的人流、每天七千列火车的进出，加上将那一幢幢洋溢着殖民色彩的建筑衬托得更加辉煌的既肮脏又拥挤的贫民窟，我仿佛从孟买身上看到了一百年前的芝加哥。离开孟买以后，将此种感受通过电子邮件告诉了印度德里大学的Veena Nargal小姐，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Nargal博士回信道：“我不相信中国的城市和印度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就孟买像芝加哥，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呢？”其实，中国的城市也同样在迅猛地发展，也像一颗颗有力跳动的心脏，只是这一颗颗心脏有着厚厚的包膜——国家，或者说国家的控制，而这种强力的控制确实遮蔽了资本繁殖的原始动力和原始形态。

　　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产阶级”即英文中的middle class，最早出现在近代以来的欧洲。自十七世纪甚至更早，欧洲社会就出现了现在被称作“现代化”的社会变迁历程，但人们公认的这场大变迁的“震中”却是十八世纪欧洲的两次大革命。如果说现代意义上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出现与工业革命有着最为密切的关联，那么法国中产阶级的最初形态则是那个后来在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中扮演了积极角色的第三等级。

　　和欧洲社会略有不同的是，早在工业化之前，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包括自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就曾占到过总人口的80%。这与美国广袤的土地为大多数老移民提供了足够的资源有关，也与米尔斯所说美国没有经历封建时代，在工业化之前缺乏一个暴敛社会财富的上层贵族阶级有关。但是，在进入工业化之后，尤其在工业化的早期，一者由于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二者由于部分农民和小企业主的破产，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人口的大多数。美国工业化的早期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早期社会日益分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两个对立阶级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