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马戎(1950-)，男(回族)，上海市人，E-mail：marong@pku.edu.cn，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民族社会学、人口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等，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通过对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梳理，对近20年来我国人口在125万人以上的17个少数民族的职业结构、未就业人员的原因结构进行了分析与讨论，并专门探讨了维吾尔族和藏族的跨地域流动发展趋势。在这些民族的职业结构比较和近20年里的职业变迁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新疆的维吾尔族，在2000-2010年期间，除了农业劳动者比例和人数显著增加，商业服务业人员比例略有增加之外，其他重要职业的就业比例都在下降。藏族和维吾尔族在1990-2000年期间与全国人口的流动大趋势一样，有一定规模的流动人口自发来到内地和沿海城镇寻求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但在2000-2010年期间，这一跨地域流动趋势明显放缓，甚至在相当一部分省市出现了人数下降的逆转现象。由此可看出维吾尔族、藏族等民族人口社会结构的大框架，以及“族群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基本发展态势，其发展趋势将会如何影响民族关系及族际交往现状，无疑是中央政府和主流社会必须予以关注的大问题。

　　【关 键 词】少数民族；就业人口；职业结构变迁；跨地域流动；人口普查；维吾尔族；藏族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3)06-0001-15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12年公布并出版了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基本数据后，对于这些数据的分析研究正在逐步展开，其中包括对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1]。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10年，是我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经济贸易得到快速发展的10年，是中央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的第一个10年，同时也是我国一些西部地区(新疆、西藏等)的民族关系出现新动态的10年。特别是在这10年里，出现了以2008年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恶性暴力事件，这使全国人民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给予更多关注，也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在新世纪中国保持国家统一与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石。在这样一个大的宏观背景下，开展对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据的分析，特别是对西部地区藏族和维吾尔族社会发展状况与演变态势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西部地区的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讨论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变迁和未就业人口的结构，以及维吾尔族和藏族的跨地域流动发展趋势。

　　一、我国部分民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变迁

　　我国政府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提供了各族劳动力的行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分布的数据，由于职业结构与行业结构之间存在密切关系[2]，本文省略了对各民族就业人口行业结构的分析而直接分析职业结构。但是在讨论中，笔者也会涉及行业结构。

　　1.社会学有关族群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的理论分析。社会学在分析不同族群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时，通常有几个关注点。

　　第一，一个国家劳动力的整体职业结构可以大致反映出一个国家的产业或行业结构，即劳动力在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制造业、采矿业等)和第三产业(商贸服务业、信息产业等)之间的就业比例，反映一个经济体处于生产工业化、社会现代化的哪个具体发展阶段。在一个完成了工业化和实现了经济现代化的社会，通常第一产业劳动者的整体比例最低，第二产业劳动者的比例也在不断降低，第三产业劳动者比例超过总数的一半①。而一个仍然处在从传统农业向工业化转型的社会，农业劳动力的比例都在50%以上。因此，当我们比较各族群劳动力的产业和职业结构时，可以大致判断出哪个群体在工业化进程中走得步伐较快，哪个较慢。当然，不能简单地以劳动力转移比例这个单一指标来衡量一个族群的发展与现代化程度，但是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激烈的市场竞争时代，劳动力产业和职业结构变迁确实是重要的衡量指标。

　　第二，在一个多民族(族群)国家内部，显示“族群分层”(ethnic stratification)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各族群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的相互比较②。在西方族群社会学的研究体系中，职业结构是分析“族群分层”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量化分析的数据来源[3]。如果在一个族群的全体就业者中，农牧业劳动者的比例很高，说明这个群体有大量劳动者仍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如果一个族群的成员担任政府重要职位的人数和比例较高，说明这个群体在行政权力与政府决策方面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如果一个族群从事专业技术职业(法官、科学家、教师、医生、工程师、技术人员等)的比例高，说明这个群体的成员教育水平普遍较高，并在社会经济活动与文化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第三，在分析研究“族群分层”的同时，社会学家们同样关注各族群在“社会流动”方面的差异性及影响少数族群成员实现纵向“社会流动”的制度性因素。在一个基本没有族群偏见与歧视的社会，各族群的优秀成员通过自己努力实现个人在社会阶层阶梯上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大致相同，人们能够凭靠自己的学业成绩进入一流大学，毕业后得到较好的工作职位并继续凭靠个人努力和业绩得到提升和发展，并获得相应的收入和优裕的生活条件，享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在一个多族群国家内，少数族群的优秀成员如果能够保持不低于主流群体的“社会流动”性，那么他们不仅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个人理想的同时促进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也因此为本族群其他成员做出表率，鼓励其他成员在体制内努力发展，提高他们对国家和主流社会的认同程度，而且有可能为本族群其他成员的社会进入提供支持，从而保障了族群关系的和谐与社会整体的繁荣稳定。

　　现在国内研究“社会分层”和主流社会“社会流动”的成果较多[4]，也有一些学者发表了对少数族群人口学特征(年龄结构、婚姻、生育、死亡等)进行比较分析的研究成果[5]-[8]，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族群分层”与“社会流动”状况的实证性研究仍十分薄弱[9]。如果我们能够获得多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就可以把各族群在前后几次人口普查中得到的劳动力职业结构数据进行比较，就不仅仅是静态和横向的结构比较，还是结构变迁模式的纵向动态比较。在跨越一个时间段(10年或20年)的演变中，有的群体在政治权力和经济结构中的相对地位可能出现改善，有的群体则可能进一步恶化，而且不同族群之间，相对地位变化的特征与程度也存在差别。这种跨越时间段的结构比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各族群具有的不同发展态势，帮助我们分析各族群“社会流动模式”的特点，并借助这一分析来理解各群体对于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满意程度，解读现实社会中族群关系的影响因素[10]。

　　在我国政府认定的56个民族中，2000年普查时有17个民族的人口达到125万人以上，这17个群体也是我国民族结构中人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族群。表1是根据1990年、2000年和2010年3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这17个民族16岁以上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

　　2.我国部分民族就业劳动力职业结构分析。对全国17个民族的就业劳动力职业结构进行比较后(见表1)，笔者认为以下几点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在1990-2010年这20年期间，我国劳动力的整体职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包括畜牧业、渔业等)劳动者的比例从1990年的70.58%下降到2000年的64.46%，再下降到2010年的48.33%，中国正在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型为一个工业化国家，这与我国农村人口整体下降的幅度大致同步。但是，在这个工业化进程中，我国不同地区的工业化进度和经济结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很不一样的，各种经济统计数据都充分表明，我国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在工业化水平和市场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正在迅速拉大③。

　　在表1的17个民族中可以看到，虽然维吾尔族就业人口中的农业劳动者比例在1990-2000年间有所下降，但在2000-2010年却逆全国发展的大趋势从80.35%上升到82.74%。在此期间，农业劳动者比例上升的另一个群体是哈萨克族，但上升幅度很小(仅从77.12%上升到77.57%)。2000-2010年间，农业劳动者比例变化与全国其他各民族的整体发展趋势相反的只有维吾尔和哈萨克这两个族群。即使是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较慢的藏族，农业劳动者比例在此期间也下降了3.78%(从86.74%下降到82.96%)，其他族群则下降幅度不一，下降较快的朝鲜族和土家族都下降了20%左右，而回族、蒙古族、满族和彝族下降了约7%。朝鲜族农业人口比例只有26.36%，相当于汉族这一比例的5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