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以往的研究中，对“找关系”本身是否有利求职的分析往往因忽视内生性问题而不具因果推断力，且关注的多为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本文运用“一阶差分”和“内生干预效应”模型，对合作者14年前发表的前东德职业声望研究进行复制和拓展，并对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代表计划经济和转型期经济的前东德与当代中国，“找关系”本身与求职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在东德研究中，求职方式中的自选择导致估计量上偏，而中国研究中自选择问题导致估计量下偏。针对这一差异，本文给出了“正向选择”和“逆向选择”的诠释：东德工人中能力强者倾向于使用社会关系，而在转型期的中国城镇，能力弱者倾向于“找关系”以弥补自身劣势。

　　关键词：社会资本 因果推断 关系 一阶差分模型 内生干预效应

　　一、导言：旧瓶新酒

　　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西方还是东方，找工作总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过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人们对“找关系”司空见惯；作为一种理论假设，“找关系”有利于求职符合理论直觉。举例来说，格兰诺维特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指出弱连带的价值(Granovetter, 1973, 1974)，林南在1980年代就提出嵌入性资源的求职功能（Lin, 1999)，边燕杰在1990年代就强调了强连带的意义（Bian, 1997）。而这三大理论所激发的实证研究近40年来有大量积累。乍看起来，这一话题本身了无新意。

　　但是，作为当代社会学者，我们必须对因果效应刨根问底：“找关系”本身和求职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在以往的社会资本研究中，聚焦“找关系”直接效应的研究数量有限，且结论众说纷纭，更面临内生性偏误的挑战（Mouw, 2003）。[ 以往研究多集中检视社会资本动员量、持有量与求职结果之间的关联，前者也即使用了的社会资本（Used/Moblized Social Capital），后者就是可使用的社会资本（Accessed Social Capital）。]特别是在人们在求职过程中，“找关系”还是“不找关系”的决策并非是随机偶发。一旦这个“自选择偏误”（Self-Selection Bias）在定量分析中得不到克服，我们就无从证实“找关系”本身是否重要。此外，迄今为止诸家研究多局限于欧美自由市场经济。尽管这一脉理论和研究已经持续近40年，我们对非自由市场经济下“找关系”的直接效应其实所知不多，更遑论因果推断。

　　本文将首先对沃克尔和弗莱普（Völker & Flap,1999）的前东德研究进行复制和拓展[ 所谓复制就是利用以往研究的数据和模型，对研究的全过程进行再现；拓展，则是基于相同数据使用更合理的模型，或使用同样的模型对不同数据进行分析（陈云松、吴晓刚，2012）]，运用“一阶差分”模型（First Difference Model）和“内生干预效应”模型（Endogenous Treatment Effects Model）来识别计划经济条件下“找关系”的直接效应。然后我们将运用同样的一系列模型，对2002年的中国城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我们的拓展研究由于同时采用了多个具有不同假设的高级计量模型，结论也就比单一模型的传统研究更可靠。实际上，本文是一篇“旧瓶新酒”的研究：用多个新模型分析多个数据，以此证实或证伪经典的假说。

　　二、文献回溯：方法和体制两大视角

　　我们分别从模型识别方法和市场体制两大角度，对近期的代表性研究进行总结梳理。而读者们所熟知的经典文献（以林南、边燕杰的系列研究为代表）这里不再赘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陈云松、范晓光（2010，2011）。

　　（一）不同的模型识别策略

　　尽管解决自选择问题很难，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仍有数篇使用高级模型缓解估算偏误的研究值得关注。

　　1.控制更多变量

　　邦托利阿等（Bentolia et al., 2010）在模型中广泛控制了英语能力甚至健康情况等变量以尽量排除个人异质性。莫斯卡和帕斯托(Mosca & Pastore, 2008)则强调行业特征应纳入回归方程，因为不同行业内“找关系”直接回报率参差不齐。库格勒(Kugler, 2003)发现，一旦控制了职业类型，“找关系”的作用就不显著了。当然，既然我们无法穷举潜在的遗漏变量，该方法只是模型设置的“底线”。

　　2.利用面板数据

　　莫维（Mouw，2002)利用美国国家青少年纵向研究（NLSY）的面板数据对美国黑人的求职结果进行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回归，发现“找关系”本身对求职并无影响。在基于NLSY其他年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中，莫维(Mouw，2003)使用同样模型并再次确认了前述结论。在计量经济学界，类似的分析还包括库格勒（Kugler，2003）和佩里扎利（Pellizzari，2010）。前者通过对美国数据的差分研究发现“找关系”和求职结果没有显著关系。后者发现非正式渠道在奥比荷诸国可以带来高薪，但在希意葡英却导致低薪，其他诸国则无效。当然，如果导致“自选择”的个人异质性是不稳定的，固定效应模型的结论也就会遭受挑战。

　　3.寻找工具变量

　　邦托利阿等人 (Bentolila, et al.，2003)为“找关系”寻找到两个工具变量（IV）：被访者所在州的就业率和其兄姊数量。州就业率作为IV的合法性在于：与个人收入无直接关系，但州就业率高，被访者找关系求职的必要性就低；兄姊数是随机的自然现象，[ 实际上这个工具变量的合法性可能会受到质疑。因为子女的数量对于家庭来说可能是内生的。]但兄姊越多则可用的关系就越多，“找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的分析表明，“找关系”尽管能更快地找到工作，但是找到的工作多为低薪。当然，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非常之难（陈云松，2012）。

　　4.内生转换模型

　　德拉特和萨巴蒂耶（Delattre & Sabatie, 2007）采用内生转换（Endogenous Switching Model）模型发现在90年代的法国，使用社会网络对工资的影响是负面的。梁玉成（2010）基于“2009年中国大城市社会网与求职调查”的分析，是我国社会资本研究中第一篇系统处理内生性偏误的重要文献。其分析结果表明，1995年之前的关系使用可以带来正向效益，而1995年之后则反之。但梁文模型设置的不足在于：在自选择方程中应至少设置一个排除限定（Exclusion Restriction）。[ 尽管在理论上仅依靠方程自身函数非线性假定就可识别模型，但在实证研究中，确保至少加入一个排除限定是估算此类模型的惯例，否则结果既不稳健也缺乏说服力。参见Maddala 1999；Verbeek,2012；Wooldridge 2010。]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批研究关注了自选择问题，但绝大多数只选取了单一的高级计量模型进行分析，这使得研究结论对模型的特定工作假设的依赖较大[ 惟一的例外是德拉特和萨巴蒂耶（Delattre & Sabatie, 2007），在使用内生转换模型的同时也比较了赫克曼-达宾方法（Heckman-Dubin Method）。]，分析结果也随不同的模型众说纷纭。因此，利用基于不同假设的多种高级模型对同一数据进行分析，是深化这一领域因果推断的重要路径，这也是本文的缘起之一。

　　（二）不同的市场体制

　　根据陈云松、范晓光（2011）的梳理，从1980年代初到2010年间的24篇文献中，仅有两篇早期研究涉及非自由市场经济国家（Bian & Ang, 1997；Völker & Flap, 1999），其他均关注的是自由市场经济国家。2010年之后的文献中，也仅有两篇涉及转型期社会的社会学定量分析：一为格贝尔和马约洛娃（Gerber & Mayorova，2010）的俄罗斯工资研究，一为梁玉成（2010）的中国工资研究。而就在这有限的四篇研究中，前三篇均未处理内生性问题，以致格贝尔和马约洛娃（Gerber & Mayorova, 2010）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于使用网络与工作好坏之间关系的发现，仅仅是描述性而非因果性的。

　　为何我们强调应该关注非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求职行为？第一，自由市场经济下的网络资源往往是商业关系或信息的载体，而非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网络资源可带来权力的影响和捷径（Gutherie，1998）。嵌入性资源的性质不同，可能导致不同的因果效应。如不进行跨体制研究，我们就不能确定社会网的力量是否仅是体制所致。第二，非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求职过程，由于受制于欠发达的劳动力市场，可能更倚重社会关系。因此，如果我们证明了非自由市场经济下“找关系”本身不重要，我们可能就得到了证伪经典命题的力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