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世界顶尖的高等教育,就不可能产生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人力资源,也不可能产生奠定国家比较优势的科技创新成果。我国历来把教育发展战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来对待。国民经济的每一次重大转型,背后都有教育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

　　重点学科不是人为指定

　　重点大学也非国家分封

　　建国之初,我国国力较弱,属于典型的穷国办大教育。由于公共资源稀缺,这个阶段的高等教育只能是小规模的精英教育,目的是培养经济建设所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从教育与科研的关系来看,仿照前苏联的体制,大学教育与科研相分离,高校主要聚焦于人才培养,科研以科学院等独立的科研院所为主。

　　由于资源有限,不可能全面同等地建设所有大学,因而就启动了重点大学建设。1954年,中央发文指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重点建设大学。1959年,中央又指定了16所全国重点大学,几个月后增加到20所。总体而言,这个历史阶段的重点大学建设战略可以概括为:“一包二统(国家包下来、政府统起来)”,指定重点大学,聚焦人才培养,科教适度分离,服务经济建设。

　　“拨乱反正”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他认为,重点高校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建设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也是办科研的中心。因此,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要求,建设一批重点学科,自然形成一批“两个中心的大学”。这本质上是从重点学科建设入手,形成一批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按照这一改革思路,重点学科不是人为指定的,重点大学也不是国家分封的。

　　1995年,中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跨入21世纪,强调建设创新型国家。在这个宏观背景下,“211工程”应运而生。之后,“985工程”建设进一步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由此,重点建设走向了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齐头并进的新阶段。

　　虽然211、985政策有力地撬动了“塔尖”高校的建设,但是仍然留下了不少遗憾。首先,高等教育的体制机制改革相对滞后,大学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产生重大原创成果方面仍然乏力;其次,高等教育系统发展不平衡,中层和底层高校的办学资源明显不足,学生培养质量参差不齐;再次,出国留学潮导致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现显著逆差,单位创收、个人创收导致学者精力的耗散;最后,在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内部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