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面对现实，就必须走出单纯哲学对话的领域，提倡哲学、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对话，以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联系。社会生活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的现实是经济现实，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上确立的政治和意识的结构。根本不研究经济学，不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不理解以经济为依据的社会分层，就无法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多元性，不能理解社会现象的本质。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推行市场经济改革，应该是用社会主义制度来制约和规范市场经济，而不是用市场经济来改变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我们不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不把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发展问题，放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来考察，就不会得其要领。

　　关 键 词：对话；经济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

　　作者简介：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该是哲学家们的“盛宴”，更不应该是哲学家个人的私语和独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功能，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立足现实，面对时代，为捕捉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问题而提供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用的哲学视角。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相脱离，无异于自我放逐和自我边缘化。

　　对话，这是当前哲学界正在探求的走出哲学困境的一条路径。但是对话，无论是哲学范围内的对话，还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内各学科之间的对话，只有当它有利于解决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时，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一、哲学要透过经济理论问题与现实对话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我们都在提倡“中西马”对话，这种对话对于沟通不同民族的哲学思维，尤其是现代哲学发展及其成果，很是必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是开放的思想体系，封闭僵化意味着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为与世界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相脱离的孤立自存的哲学。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注定会枯萎凋谢。

　　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就在不断与自己的思想先驱们进行对话。我们只要读读马克思1837年11月10在波恩大学读书时给他父亲的信，就可以知道这一点。他读法律方面、艺术方面的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如费希特、康德、最后转向黑格尔，并说自己“养成了对我读过的一切书作摘录的习惯”。①从《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伦敦笔记》以及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等等可以看到，这种习惯，马克思保留终身。笔记中既有大量摘录又有批注。摘录是前人的思想和问题，批注则是马克思寻求的回答。阅读笔记，是马克思与思想先驱和自己同时代思想家们对话的一种方式。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尚且如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更应该注重哲学对话。当代中国哲学领域中的状况是，西方哲学流派纷呈并不断被引介到中国，可以说是新一轮“西学东渐”；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在经历“文革”寒流以后呈现出复苏现象，尤其是新儒学的影响更有变为强势话语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枝独秀”的时代已不存在。它亟需通过中西马对话来扩展自己的哲学视野、哲学问题和哲学范式。

　　但是中西马哲学对话有两大难题：一是难以形成共同认可的进行对话的指导思想和思维方式。虽然表面上都承认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实际上一旦涉及具体哲学问题，分歧很难弥合。二是很难具有相同的问题意识。各自关注的重点不同，兴趣迥异，甚至南辕北辙。在当代中国，真正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根，以西方优秀哲学家成果为思想资源，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魄、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任重而道远。更何况单纯的中西马对话有它的局限性，这仍然是哲学领域中的对话，哲学家们的对话，是范畴与范畴、概念与概念、思想与思想的交流和碰撞。如果不超出纯哲学范围，那仍然是在思想的天国中徜徉。仅仅在观念王国中，思想可以复制，可以延伸，但难以有以现实问题为据的新的创造。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和上海财经大学倡议开展哲学与经济学的对话，这是一个新的思路，是一种新的对话方式。哲学与经济学对话与纯哲学对话不同。经济学面对的永远是自己生活其中的世俗生活，或称之为市民社会。经济学理论都是为直接解决自己面对的活生生的社会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服务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②还说“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③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些资产阶级生产的学术代表与他们面对的经济现实不可分。

　　当然，经济学同样有基本理论、有范畴、有思维方式。但哲学与经济学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学的范畴、概念和问题，具有直接的现实性，是现实经济生活的直接抽象，而哲学则是间接抽象，可以说是对各门学科抽象的再抽象。经济学离经济基础最近，而哲学则离经济基础最远。正如马克思在同书中评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时说的，他们“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④哲学家可以高居哲学神圣的殿堂，而经济学必须关注实际的现实生活。如果说，哲学家的对话是思想与思想的对话，那么哲学家与经济学的对话则是思想透过经济理论问题与现实的对话。

　　因此，我们应该加强中西马哲学对话，又要超越这种对话，特别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内各学科之间的对话。

　　二、历史提出的课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和价值取向

　　单纯的哲学对话，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是不相符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它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基础上的互动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在马克思主义学科内部开展哲学与经济学的对话比纯哲学领域中的中西马的对话，在当代更重要、更具迫切性。

　　马克思之所以能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因为他没有局限在纯哲学领域；马克思之所以是伟大的哲学家，并不是仅仅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而同时是由于从哲学转向经济学，并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过程。列宁说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决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交互影响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形成史证明，英国古典经济学、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成熟同样起着重要思想来源的作用。没有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就很难由异化上升为异化劳动理论并经异化劳动理论而升华为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唯物史观；没有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就会由于缺少社会主义价值取向而成为知识论类型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它是科学的，因为它以世界客观性为依据，以实践为基础，以规律为对象，它关于世界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揭示，具有可证性；但它又具有价值性，它不是对世界和人类社会规律的纯客观描述。它关心人类的处境、关心人类解放、人的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其中所蕴涵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诉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单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化、实证化的知识论倾向不可取，它会极度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凝结了全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尤其是19世纪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最丰硕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从外引进的或附加的可以独立的部分。19世纪40年代，历史提出的课题是如何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而这一使命的实现，首先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它不同于一切空想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那种唯心主义的和抽象人性论的世界观，没有新哲学的创立，就不可能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哲学共产主义，它以哲学为指导但并不是哲学原则的逻辑推论，单纯由哲学前提出发是不可能推导出科学社会主义结论的。要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必须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所谓现实基础，就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因为社会主义无论作为理论和实践都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和否定才可能确立和产生的。而对社会主义现实基础的分析，必须分析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只能求之于政治经济学，因而没有经济学说就不可能形成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也不可能产生具有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最著名最精炼最具概括性的论断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这不是偶然的。马克思明确地宣称，他的这些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结论，就是从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中得出的。他以自述的方式描述了如何从经济学研究中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历程：“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⑤接着就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规律的经典表述。

　　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规律性结论和价值理想，则是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分析中引导出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价值判断，但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道德评价基础上。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他们生活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状况做过道义的控诉，但他们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以严格的经济学分析为依据的，而不是单纯激于道德义愤。早年是如此，晚年也是如此。在逝世前第二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草稿中，马克思仍然坚持的是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性的经济学分析。他说：“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除了因自身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⑥尽管历史并没有实现马克思的预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经历过国内对抗、经济危机、世界战争冲突和灾难后，通过调整仍然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并进入发达阶段。但二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思潮的兴起，暗含的隐喻信号是明确的：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仍为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弊端所困扰，寻求改善资本主义的新的出路。当然，从科学社会主义观点看，资本主义可以改善但不会因改善而永存。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中的内在矛盾决定它过渡到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的必然性。这种过渡的方式、时间，以及从哪里开始，我们现在无法预料，但资本主义社会决不会因民主社会主义、或所谓第三条道路而终结。社会形态发展的历史辩证法是不可抗拒的。

　　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作为学科的独立性是相对的，它们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彼此支撑彼此促进。一旦分割，就会失去由整体性赋予它们的马克思主义本质。在我看来，我们现在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文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性，是西方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名称下的变形。我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研究西方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但我们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它们，而不是用西方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来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种路径和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要求它不可能纯学术化，在政治和价值取向上，它必须关心社会现实问题，直接或间接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相联系。在当代中国必须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哲学问题，否则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整体中分裂出来，变为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为思辨哲学的哲学。同理，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不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目的，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学说所说的那种为资产者“发财致富的科学”；当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一旦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又不以中国当代经济现实分析为依据，只能陷于空想社会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主义，决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内部学科的适当分工，不能成为彼此割裂的理由。

　　马克思主义完整性形成的历史过程，也就是理论上相互促进、相互论证，逐步融为一体的理论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创立、成熟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具有标志性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转向解剖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第一部著作。它的明显特点是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为中心，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利润、工资的分析，对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生、异化和异化扬弃的分析，把经济学、哲学和共产主义学说结合在一起。虽然这种结合还是初步的、不成熟的，但它是马克思主义体系完整性的雏形；而《资本论》则是它的成熟形态。《资本论》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剖析的经济学著作，又是大写的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卓越运用的典范，同时是宣布资本主义私有制由于其内在矛盾必然被超越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论证。恩格斯在评论《资本论》第一卷的价值和意义时说：“马克思打算以批判迄今存在过的全部政治经济学的形式，总结自己多年研究的结果，并以此为社会主义的意图，奠定直到现在为止无论傅立叶和蒲鲁东，亦无论拉萨尔，都不能为它奠定的科学基础。”⑦还说，“任何人，不管他对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态度，都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在这里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⑧因此《资本论》并不只是经济学著作，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著作，是融三者为一体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说，同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其中包括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从中剔除任何一个部分都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要仔细体会一下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关于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义，就体现了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社会理想三者的统一。如果没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哲学思维方法，没有关于所有制与分配、计划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关系等等方面的新的经济学思考，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消灭剥削，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不可能产生。科学发展观同样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