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语境中，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系统的科学研究而再现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原本状态、总体面貌、历史进程、科学内涵和思想实质而展开的科学研究领域，包括马克思主义文献考据学和马克思主义文献诠释学两个方面。前者着重于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考据，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后者着重于对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义理的诠释，主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方面的研究。只有把考据和诠释统一起来，才能建立统一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文本；文献；考据；诠释

　　作者简介：张云飞，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简介”中，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之一，将“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研究范围之一，并且提出了在五个二级学科中普遍开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课程的要求。这样，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框架中建构统一的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以下简称一级学科)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这里，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系统的科学研究而再现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原本状态、总体面貌、历史进程、科学内涵和思想实质而展开的科学研究领域。

　　一、建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学科设想

　　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包含着比后者更为广泛的内容、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更为自觉的学科意识。

　　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是以整个马克思主义文本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第一，从文本形式来看，它要研究一切文字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文本。马克思主义文本系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所有以书写形式存留下来的文字材料的总和，在形式上存在着三种类型：一是像《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这样的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集中体现，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本依据。二是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进程的真实记录，具有独立的科学意义和研究价值。三是读书摘录、笔记、批注、记事笔记和谈话记录等，如“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等。它们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兴趣和思想实验的本来面貌。过去，人们对后两类文献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事实上，尽管这三类文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尽相同的，但是，只有从总体上把握其内在联系，才能完整地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的总体面貌。第二，从文本作者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文献学要研究所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全部文本。马克思主义文本系统是所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全部文本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本构成了这个系统的主干，而斯大林文本中具有一般科学意义的文本同样是这个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论怎么样，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是有自己的独特贡献的，因此，不能将斯大林著作中具有一般科学价值的文本从马克思主义文本系统中剔除出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体实践过程来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把总体性和过程性、总体性和阶段性统一起来，将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和斯大林的文本和思想的发展过程看作是一个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认识过程，必须杜绝、避免和反对任何“肢解”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倾向。显然，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1] (P1005)当然，没有科学的方法论的自觉，文献(文本)研究仍然不能成为客观的论证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在建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观察的客观性”的原则，要对文本的思想内容做出科学的诠释。第一，考据必须要积极在场。文本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的转换可能会导致语义的失真和失灵，而这必然会引发对文本的误解和误读。这样，在文本研究的过程中，就需要考据的积极介入。但是，在传统的原著研究的过程中，这方面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现在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文本进行严格的科学的考证，注重史料的收集、整理、辨伪与证真，文字的校勘、训诂和通达，史事的考证和史料的诠释，要避免望文生义、臆断曲解、随意通假、孤立考察等问题。这样，文本研究才能成为科学的“朴学”。第二，义理必须要主动到位。文本的语义是存在于文本系统中的，文本研究应该在文本自身中发现文本的思想逻辑和现实力量。但是，过去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着研究者预设其前提和结论的现象。例如，人们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固有逻辑去发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而是按照几篇马克思主义文献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划分为三个部分并且将之凝固化。因此，现在必须从整体性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思想实质和政治使命，注重发现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微言大义”。同时，必须避免、杜绝和反对文本研究中的烦琐性、隐喻性和难解性等问题。这样，文本研究才能成为科学的“理学”。第三，考据和义理(诠释)必须要自觉互补。根据文本研究的对象、角度和方法，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区分为“马克思主义文献考证学”(以下简称为文献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文献诠释学”(以下简称为文献诠释学)两个方面。我们要看到，考据是义理的基础，义理是考据的旨归。因此，必须按照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思维的原则和方法来建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2] (P43)这样，文本研究才能成为科学的“实学”。显然，只有凭借科学的方法论自觉，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才能成为帮助人们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征和政治使命的科学工具。

　　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学科地位。与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中的理论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历史学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相比，文献学科(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是有自己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第一，从与理论学科的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一般原理，是贯穿于所有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所揭示的普遍的客观规律的理论表述，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话语表达，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载体。显然，只有借助于文献学科，理论学科才能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容和逻辑联系的同时展示理论的整体性和生命力。第二，从与历史学科的关系来看，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文本系统的形成史，马克思主义文本系统的内在联系无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客观的主要依据。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就是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科学“解读”的过程中的。当然，这种解读不仅是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诠释和创新，而且是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履行和推进。在这个过程中，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力求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时间上的长久传播和空间上的广泛扩展。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解读在总体上“肢解”着马克思主义；当然，这种解读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些有益的成果。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必须研究中国共产党人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方式和经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在不同解读者手中的历史命运。可见，只有借助于文献学科，历史学科才能把握住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以及思想时现实的回应中的发展进程、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这里，广义的文献学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要的准备学科，而狭义的文献学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要研究内容。三是从与教育学科的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传播、普及和解读的过程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过程；而理论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在让受教育者学会科学地阅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基础上来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科学信仰和革命理想；因此，只有借助于文献学科，教育学科才能在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整体和生命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理论“灌输”。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中必须包括文献学科的内容，应该“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3] (P697)同时，正是凭借着文献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历史学科和教育学科才能真正成为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行之有效的科学。

　　总之，在设立一级学科的语境中，综合马克思主义原著研究的传统、成果和经验，我们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来解决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系统化、科学化和建制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