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亮(1973- )，男，江苏徐州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学”等领域的研究，江苏 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关于辩证法的争论促成了西方“马克思学”的辩证法研究。在1956年以前的史前史阶段，西方“马克思学”关于辩证法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成果数量不算多，但后来广为人知的那些代表性观点都已基本发育成型；第二，多数研究的形成与发展和同时代某些马克思主义思潮，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保持密切互动；第三，20世纪30年代末期以后，相关研究的重点日益从马克思的辩证法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批判矛头直指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其意识形态内涵日益明显和强烈。

　　关 键 词：西方“马克思学”/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

　　1899年，爱德华·伯恩施坦出版了影响巨大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修正主义立场。在该书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伯恩施坦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坚持“两个必然”，是因为他们“自我欺骗”地相信现实世界是基于内在矛盾的辩证运动过程，而这种“自我欺骗”就是黑格尔矛盾辩证法残余的产物，同时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最致命之点”。①这在将第二国际内部关于辩证法的争论推向深入的同时，也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暴露在西方学术界面前。西方“马克思学”关于辩证法的研究也由此逐步形成。总的看来，在1956年以前的史前史阶段，西方“马克思学”关于辩证法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成果数量不算多，但后来广为人知的那些代表性观点都已基本发育成型；第二，多数研究的形成与发展和同时代某些马克思主义思潮，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保持密切互动；第三，20世纪30年代末期以后，相关研究的重点日益从马克思的辩证法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批判矛头直指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其意识形态内涵日益明显和强烈。

　　一、马克斯·伊斯特曼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普及性阐释

　　马克斯·伊斯特曼(1883—1969)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具有重要影响的激进左派公共知识分子。他出生于纽约州安大略县一个进步的教会家庭。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马克·吐温是其父母的朋友，他也因此在少年时期就与之相熟。1905年，他从威廉学院毕业。1907年，他追随自己的姐姐来到纽约城，入住格林威治村。当时的纽约正处于向着国际大都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大批倾向进步的艺术家、作家和学者涌入这里，在格林威治村附近形成了一个类似巴黎左岸的左派知识分子聚居地。在这种思想氛围中，伊斯特曼作出了两个重要抉择：一是转向社会主义，二是决定成为一名作家。以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姐姐为中介，他得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圈子，并受益良多。在与之交往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1859—1952)对他的影响最大。在杜威的帮助下，1907—1910年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做助教，兼任心理学系的讲师，同时跟随杜威攻读哲学博士学位。1911年，他不仅已经通过了申请博士学位必需的口头考试，而且关于柏拉图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已经被杜威接受，但因无意从事哲学职业，他选择放弃最后的申请程序。对于伊斯特曼后来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而言，这段哲学研究经历的重要性在于：第一，以杜威艰涩的文风为鉴，他养成了一种善于将复杂的哲学问题转化为非专业人士也能较好理解的表述风格；第二，在杜威的影响下，他形成了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思辨哲学传统的蔑视或排斥，认为哲学只有是科学的，才是有意义的；第三，以杜威的实用主义为出发点，他形成了对科学的坚定信仰，认为科学中包含着对人类社会所有问题的解答，当然，他所信仰的科学主要是那种基于经验的自然科学。②

　　退出哥伦比亚大学后，伊斯特曼积极投身社会运动，成为格林威治村左派知识分子的关键人物之一。1913年，他出任社会主义期刊《大众》杂志的主编。在他的领导下，《大众》周围汇集了一批有影响的左派文学艺术家，影响日益扩大。十月革命后，他资助激进记者约翰·里德前往俄罗斯采访，并在《大众》上刊发了里德后来结集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中的那些新闻报道，让西方特别是美国民众对十月革命有了真切的了解。1922年，他亲自前往苏联参访考察，在那里停留了1年9个月。在苏联期间，他学习俄文，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结识托洛茨基，并获准为后者写传记，从而成为后者的追随者，也因此得以深入了解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政治斗争。离开苏联后，他又在欧洲停留了3年，直到1927年才返回美国。从1925年起，伊斯特曼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论著，阐发自己对俄国革命、苏联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在1927年的《马克思和列宁：革命科学》中，伊斯特曼辟专章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认为“辩证哲学是泛灵论据以抵抗科学的鲁莽花招”③。到了1940年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吗?》，他用更加学术化的方式重申了自己的这一基本观点：“马克思意在成为科学甚至是科学之科学的辩证哲学，是信仰上帝的人面对科学时，据以维系世界应如其所愿这种想法的思想体系的残余。”④伊斯特曼的阐发论证包含哲学史分析和哲学分析两个维度。在哲学史分析维度上，他首先从自己的实用主义哲学立场出发对辩证法术语的起源与发展进行考辨，认为源于古希腊辩证法的实质是“思维据以达到真理的方法”，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新的“科学的”认识方式逐渐确定，⑤并最终取代了辩证法。换言之，科学既是辩证法的继承人，也是辩证法的终结者。他继而指出，信仰上帝的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而非科学的规律来构想世界及其未来，科学的强势发展迫使他们改变自己的理论形态，以科学的形式重申对上帝的信仰，在这个方面，黑格尔是一个集大成者，而其“辩证法游戏”就承担了这种功能。⑥在他看来，虽然马克思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正确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因为他并没有能够彻底祛除“世界应如其所愿”这种黑格尔主义思辨残余，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黑格尔辩证法游戏的继承者。⑦当伊斯特曼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进行哲学分析时，他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与倚重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黑格尔不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它具体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财富(资产阶级)的对立及其矛盾运动；⑧第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关于政治行动而非感知的观点；⑨第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信仰体系，这种信仰是“超科学的形而上学，就形而上学一词最真实意义而言，是宗教性的”；⑩第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虽然不是科学，但对于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意义重大。(11)

　　很清楚，伊斯特曼从根本上是反对辩证法的。不过，他这种反辩证法的辩证法观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语世界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在继他之后出现的第一代“纽约知识分子”中表现得最为明显。1940年，第一代“纽约知识分子”中的领军人物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出版了影响持久而深远的《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与行动研究》(1940)一书，系统阐发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他有关辩证法的阐发完整承袭了伊斯特曼的思路，强调“辩证法是去除了神圣的人格、仅与人类历史紧密相连的宗教神话”(12)。即便是在阿克顿(1908—1974)这种有声誉的专业哲学家所撰写的论著中，我们看到，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评论思路与基本结论和伊斯特曼也是基本一致的。(13)那么，伊斯特曼这种看似简单通俗的辩证法观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学术影响力呢?首先，他崇尚科学的基本立场体现了那个时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流，因此，当他以科学的名义反对辩证法时，大体能够做到应者云集；其次，他反黑格尔、反辩证法的哲学史观体现了那个时代英美学院的主流，因而容易引发学院派的学术共鸣；再次，他在抨击辩证法是宗教、神话之余，揭示并肯定了辩证法的政治功能，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重视辩证法这一人们普遍关切的问题，给出了一种有说服力的解答。最后，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部分著作较为熟悉，能够较为准确自如地征引文献支撑自己的观点，其学术水平不容否定。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伊斯特曼的辩证法观，其最强有力的反对者就在他的身边。这个人就是同样也是杜威学生的第一代“纽约知识分子”悉尼·胡克(1902—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