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西学东渐不仅客观上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历史前提，而且引发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革，推动了中国哲学从古代传统向近代传统的转变，从而使得最初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通过中国化而对接上中国哲学传统和转化成中国哲学，并由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提供了可能。因此，可以说，没有西学东渐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深入研究西学东渐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之间的密切联系绝不意味着它是西学东渐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身并不属于西学东渐的范畴。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各种西学具有不同的理论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具有不同的目的和社会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具有不同的结果和社会效应。

　　关 键 词：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作者简介：汪信砚，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楚天学者计划”讲座教授。

　　在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人们开始将探索的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和理论背景，即一百多年来的西学东渐史，并对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作了一些探讨。其中，有学者论说过西学东渐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推动作用，有学者考察过西学东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种“西学”的思想交锋，还有学者辨析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学”之间的归属关系。①应该说，这些探讨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视野，能够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探讨还不够深入，人们在这些探讨中提出的某些看法和得出的某些结论也值得商榷。鉴于此，本文拟对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问题作一专门的考察和论析。

　　一

　　学界通常所说的“西学东渐”，主要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近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学说，特别是近现代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和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这种意义上的西学东渐，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并由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历史前提。

　　首先，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了中国，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成为可能。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的主体，最初是来华的西方人，特别是传教士，后来则主要是清政府出使欧美和日本的外交人员、赴欧美和日本学习的留学生、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以及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无政府主义者。虽然这些人背景不同、目的各异，并不认同甚至也未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在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和学术思想的过程中，附带地、零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清政府的外交人员和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如崇厚、张德彝、王韬、高从望、黎庶昌、李凤苞、汪凤藻等人就曾在他们的记述、报道和著作中以不同的方式提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例如，1871年初，清政府派兵部左侍郎崇厚出使法国，兵部候补员外郎张德彝以英文翻译人员的身份随行。他们到达法国后，恰逢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崇厚将其所目睹的情况写入日记中，而张德彝则根据其所见所闻撰写了《三述奇·随使法国记》一书。王韬也翻译和撰写了许多关于巴黎公社的报道，并汇编成《普法战记》，于1873年由中华印务总局刊印发行。此外，高从望撰写的《随轺笔记》、黎庶昌撰写的《西洋杂志》、李凤苞撰写的《使德日记》、汪凤藻翻译的《富国策》等著作，也都从不同侧面介绍了社会主义。②

　　1899年4月，西方基督教会在上海设立的出版机构——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了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一文。该文系英国哲学家本杰明·颉德(Benjamin Kidd)所著的《社会进化》(Social Revolution)一书的前四章，文中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和《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文字。其中第三章写道：“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③这里所谓的“安民新学”即社会主义学说，而所谓“主于资本者”即马克思对于资本的研究。

　　1900—1901年，中国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连载了日本著名法学家有贺长雄著、坂崎斌译的《近世政治史》，这是一部关于欧洲19世纪政治斗争史的著作。该书共七章，其中，第三章第一节第一部分“万国工人总会及德意志支部”介绍了马克思流亡伦敦、召集各国工人之首领创立万国工人总会(第一国际)的情况，简述了第一国际的宗旨、规约、组织机构、斗争纲领及其在伦敦、日内瓦、洛桑、伯尔尼、巴塞尔等地召开会议的决议，还述及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黎白克内脱(李卜克内西)和败败而(倍倍尔)在万国工人总会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的情况。据考证，这是在中国人创办的报刊上第一次出现“社会主义”一词，并首次把马克思的名字与社会主义学说联系起来。④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康有为、梁启超也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了一些介绍。康有为1884开始编写《人类公理》，1901—1902年避居印度时最后完稿并定名为《大同书》，他在该书中构建其大同理想时介绍并吸收了社会主义学说的某些思想，梁启超甚至称康有为的哲学是一种“社会主义派哲学”。⑤他在《大同书》中说：“夫人事之争，不平则鸣。乃势之自然也。故近年工人联党之争，挟制业主，腾跃于欧美，今不过萌蘖耳。又工党之结联，后此必愈甚，恐或酿铁血之祸，其争不在强弱之国，而在贫富之群矣。从此百年，全地注目者，必在于此。故近者人群之说益昌，均产之说益盛，乃为后此第一大论题也。”⑥这里所谓的“人群之说”就是指社会主义学说，而“均产之说”则是指共产主义学说。从1902年10月起，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中国之社会主义》等文，简述了马克思的思想。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梁启超称马克思是“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并引用本杰明·颉德的话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即马克思——引者注)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即尼采——引者注)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⑦据说，这是中国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马克思的最早记载。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梁启超又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他写道：“观夫近今社会党之生计学者，其论托辣斯也，不惟无贬词，且以其有合于麦喀士之学理，实为变私财以作公财之一阶梯而颂扬之。故知天下事有相反而相成、并行而不悖者，此类是已。”⑧而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梁启超指出：“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⑨虽然这些介绍并不完全准确，但它们在帮助人们了解马克思主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孙中山、马君武、宋教仁、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叶夏声、廖仲恺等人也在各自的著述中以不同的方式介绍了马克思主义。1903年2月，马君武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杂志《译书汇编》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一文，在论述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史时介绍了马克思及其思想，并称“马克司者，以唯物史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⑩该文所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列举了26部研究社会主义的著作，其中包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5部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这是最早在中文书刊中出现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书目的介绍。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同盟会成员积极介绍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包括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906年，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第2、3号连载了朱执信撰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署名势伸)，第一次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活动，并简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主要内容。

　　1907年以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及其刊物也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1908年1月，中国最早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天义》第15卷刊载了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撰写的序言，这是在中国发表的第一篇比较完整的恩格斯中译本的著作。这一卷的《天义》还对其后将发表民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文作了预告。后来，《天义》虽然并未发表《共产党宣言》全译文，但刊载了其前两章内容，并在16—19卷合刊上发表了刘师培为《共产党宣言》写的译序。该合刊还摘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一些段落。另一本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新世界》也曾先后载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并于1912年连载了由施仁荣翻译的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原译名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这是中国人对该书的最早翻译。

　　所有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虽然不够系统也不完全准确，更没有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组成部分和专门申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但它们毕竟使中国人初识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作了铺垫和准备。

　　其次，西学东渐使各种西方学说在中国社会受到了鉴别和检验，并使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西学东渐把西方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介绍到中国，使中国思想界成为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理论的竞技场，也使各种西方学说在中国社会受到了鉴别和实践检验。在这一过程中，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各种西方学说都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最后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这一过程，毛泽东曾作过非常精辟的分析和论述。他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11)那么，近代中国人学习各种西学的结果如何呢？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最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2)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见，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是在对各种西方学说进行鉴别、使其在中国社会受到实践检验并发现它们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后才转而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首先都是一些爱国主义者，他们因其爱国情怀和救国救民的抱负而努力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并由此都曾这样那样地成为西方文化的笃信者。且不说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这些“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是如此，就是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等人要么终生都未能走出对于西方文化的迷信，要么始而倡导西方文化、终则退回到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甚至沦为封建帝制的卫道士和守灵人；而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人则经过艰难的探索最终摆脱了早先痴迷西方文化的梦魇，自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前是中国思想界“全盘西化”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说：“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13)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把“介绍西方学说，改造社会”视为他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的“唯一之宗旨”。(14)从哲学上看，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人一样，陈独秀、李大钊也都曾是近代西方进化论思想的信奉者；反映在政治上，他们最初都曾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推崇备至，其中，陈独秀还曾经历了从康梁改良主义的追随者到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的转变，而李大钊则曾经是一个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上美、英、法等西方列强的无耻分脏活动及其对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出卖，警醒了他们崇拜西方文化的迷梦，使他们认清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和虚伪性；而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名存实亡和民国社会的混乱局面，则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并不适用于中国，并迫使他们对中国的前途和未来重新进行思考。正当他们悲观、苦闷之际，俄国爆发了推翻沙皇专制政权的二月革命，引起了他们的高度关注并使他们深受鼓舞。而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李大钊毅然放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理想，公开宣称自己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对十月革命的了解日益全面和深入，同时也因受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的影响，陈独秀亦很快告别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理想，转而认同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

　　至于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和认同，则经过了一种形式不同而实质无异的心路历程。1913年和1917年，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李达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两次东渡日本，并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探矿冶金。然而，就在李达两次东渡日本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趁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之机，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扩张，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旨在把整个中国都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而在国内，“各派新旧军阀都勾结一个帝国主义作后台，发动内战。全国人民在蔓延的战火中，受着军阀们的剥削和压迫，都感到活不下去。”(15)严酷的现实，使抱有实业救国理想的李达在思想上陷入了极度的迷茫，感到自己“就象在漫漫长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样，眼前是黑暗的，内心是极端苦闷的”。(16)李达彷徨苦闷之际，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并取得了胜利，给了他极大的振奋和鼓舞，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救国救民的希望，并使他“初步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和对苏俄的向往”。(17)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了反苏卖国、引狼入室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留日中国学生闻讯后义愤填膺、忍无可忍，并于5月7日在东京集会抗议，被军警拘捕多人。在这种情况下，留日中国学生决定全体罢学抗议，并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归国请愿。李达率救国团先遣队于5月中旬抵达北平，并与许德珩等人一起组织和发动了于5月21日举行的北平学生向总统府和段祺瑞政府示威请愿的活动。这次示威请愿活动有北平各院校的两千多学生参加，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其影响遍及上海、天津、南京等地，并成为次年五四运动的预演和先导。虽然这次示威请愿活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它对于李达最终告别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带有某种改良主义色彩的实业救国理想，自觉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后来他自己回忆说：“这次挫折，使我们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象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18)于是，李达当年再次东渡日本，并毅然放弃了理科的学习，转而全力钻研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

　　再次，西学东渐所引发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完全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从思想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新文化运动是由西学东渐所引发的西学与中学或东西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一次总爆发。这是因为，新文化运动所大力倡导的科学和民主精神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内核，它们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是恰相对峙的。新文化运动前期(1915年9月至1919年5月)，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对以往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尽管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还属于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但作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思想障碍。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达等人迅速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仅反对封建主义，而且反对各种资产阶级思潮，而他们所运用的重要理论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因此，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已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促进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促动下，全国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刊物和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据统计，五四运动以前，倡导新文化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种；而五四运动后的一年里，全国新出版的进步刊物猛增到400多种，新成立的进步社团达三四百个。这些刊物和社团不仅积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而且发表了大量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文章。在它们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呈现出迅速燎原之势。

　　当然，在西学东渐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它必然面临着并实际经历了与各种西学、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思想交锋和论战，如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中西文化论战中，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运用唯物史观对文化复古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击了胡适的实用主义；科玄论战虽然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在中国思想界的论争，但其中也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人就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二者的片面性作了批判。从1919年到1923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还经历了与以张东荪和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黄凌霜和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通过这些思想交锋和论战，在中国思想界“抢滩”登陆的各种西方学说和“主义”要么很快偃旗息鼓，要么完全销声匿迹，而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则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不可遏制的主流。

　　正因为西学东渐在客观上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所以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历史前提。人们通常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两个阶段，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并不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截然二分的观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恰恰肇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如果说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还只是由不同背景和立场的人并非自觉地作了一些零星的介绍，那么，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过程，一开始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回答“中国向何去处”这一时代大问题的过程。换句话说，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是自觉地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即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中国社会的问题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例如，1920—1921年，李达连续发表了《张东荪现原形》、《社会革命底商榷》、《马克思还原》、《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无政府主义之解剖》、《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批评了当时中国思想界以张东荪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以黄凌霜和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明确地回答了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在1923年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他认为“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并具体讨论了目前的中国是否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准备和实行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中国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应该采用何种政策等三个问题。(19)实际上，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一系列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因为能够帮助人们正确回答“中国向何去处”的时代大问题，才战胜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由毛泽东在1938年正式提出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实际上就已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由是观之，西学东渐客观上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实质上也就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