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启迪：文明因融合而精彩

图为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尚书》(局部) 资料图片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民心相通”是一项基础性工程,也是制约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丝路沿线国家国情差别较大,历史文化各异,现实诉求不一,怎样才能更好地以丝路精神为纽带,把分属不同文明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紧密团结起来,真正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问题。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理念,在西方世界根深蒂固,影响巨大。按照这种西方中心视角的理论,丝路沿线国家间的深度认同与持久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在研阅丝路文明重要遗存敦煌吐鲁番文献时,我们却时时可以感受到不同文明和谐共存、交流融合的脉动。作为历史文物,数以万计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是不同文明互鉴融合的有力证据。

　　从世界角度看,敦煌吐鲁番文献是丝绸之路沿线东西方文明碰撞融合的典范。敦煌自汉代以来一直是一座国际城市。当时的敦煌,中外商人相望于道,络绎于途,是东西方的贸易中心和商品中转站。古代商人也是文化的使者,扮演着异域文明和多元文化传播者的角色。敦煌、吐鲁番自然而然成为中外文化交汇之地。通过这条狭长而神奇的丝路走廊,东西方文明进行了长期的对接与交流。正如季羡林先生所指出的:“敦煌和吐鲁番这两个地方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而丝绸之路又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数量庞大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就是这种交流交汇的实物见证。据不完全统计,敦煌文献总数近7万号,吐鲁番文献总数约3万号,分藏于中、英、法、俄、德、日、美等国。其中,汉文写卷占绝大多数,还有不少吐蕃文、佉卢文、粟特文、突厥文、梵文、于阗文、龟兹——焉耆文、吐火罗文、回鹘文、希伯来文、叙利亚文等文字的文献,涉及多个国家多种久已失传的民族古文字。如此众多民族古文字文献集中发现于敦煌和吐鲁番,充分体现出东西方文明沿着丝绸之路而接触、交汇直至融合的真情实景,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

　　翻开敦煌吐鲁番文献,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幅东西方文明和谐共存、交流互鉴的生动图景。其中一个突出表现,便是不同宗教的包容共存。当时丝路沿线流行的种种宗教信仰,几乎都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除了蔚为大观的汉文、藏文、西夏文、回鹘文、蒙古文、梵文佛教典籍,也不乏祆教、景教、摩尼教等源自西亚地区的古代宗教文献。比如在莫高窟北区石窟中,出土有叙利亚文书写的《圣经·旧约》残叶(B53:14号)。据该残叶开头保存的回鹘文韵诗,可知原卷属于元代回鹘景教徒所有。这件珍贵的叙利亚文文献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代景教汉文写卷交相辉映,都是景教在不同历史时期沿丝绸之路进行传播的最好见证。而一些双语并存的宗教文献,往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比如吐鲁番地区出土有大量《金藏》本汉文佛经残叶,不少残叶的天头、行间都带有回鹘文批注。据学者研究,上述《金藏》本佛经有相当一部分是回鹘商人从燕京弘法寺舍资请印的。这说明元朝时新疆地区虽然逐渐趋向伊斯兰化,但仍有许多回鹘人保持着传统的佛教信仰。凡此种种,文明的交融多姿多彩,琳琅满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敦煌吐鲁番文献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是丝路沿线国家共同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