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过半，笔者孩子所在小学班级的家长群，收到了学校向教师和家长们传达的教育部和上海市教委关于“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六条禁令”，同时还附上了举报电话。想到两个月前，笔者为准备孩子“小升初”而了解到各类“小五班”的供不应求，尤其是看着即将升读五年级的儿子，烈日炎炎奔波于“语文名师班”和“奥数班”的身影，对于这“六条禁令”，笔者和群里其他家长一样，只能沉默以对。

　　家教补习，如此大的需求来自何方呢？

　　家教补习：东亚流行的“影子教育”

　　家教补习，在学术研究领域有一个形象的称呼--“影子教育”，即伴生于学校教育，并随学校教育的规模和发展而变化。

　　“影子教育”存在于世界许多地方，尤其以东亚地区为最。我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和其他很多城市，中小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现象可以用“盛行”来形容。

　　韩国可以算是“影子教育”最发达的国家。早在2006年，韩国课外辅导的家庭支出总额就高达24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2.8%，相当于政府的公共中小学教育开支。韩国政府多次严厉禁止课外补习无效后，索性在2004年明确将辅助性补习课程纳入主流学校教育体系。

　　我国的香港地区补习行业也规模巨大，补习文化颇具特色。与大陆地区不同的是，香港的补习行业自成体系，补习导师一般是自主创业或社会招聘，且颇具明星气质。香港社会的补习文化也很具商业化特色，大型补习社的宣传和运作非常商业化和娱乐化。在香港狭窄街道飞驰而过的双层巴士上，或繁华地段商业大楼外墙上，时不时能看到西装或礼服打扮的补习“天王”、“天后”们的巨幅靓照广告，以及各大补习社的联系信息。

　　笔者曾于2011-2013年参与香港大学一项关于香港中学生参与补习情况的调查研究，对1624名香港中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53.8%的九年级学生和71.8%的十二年级学生在过去的一年里都参加过补习。参加补习的学生表示，这些补习“天王”和“天后”提供的考试技巧非常有用，有助于提升自己的学业自信心，而且补习导师在教学的启发性、知识性和互动性上，更胜于学校教师；学校教师则更像他们的生活和行为规范导师。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香港学校教育体系的各项改革旨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减轻学生负担和重视学生综合能力和创新思维，“应试教育”受到严厉批判。课外补习市场应运而生，接手了教育的“应试”功能，满足了学生和家长的需求，也成就了其自身的发展和巨大收益。

　　课外补习市场的规模、特点以及公众和政府的态度立场并非一成不变，它会伴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和学校教育体系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以台湾为例，课外家教补习班的大规模出现是在20世纪70年代，其提供者主要是中小学在职教师，补习班的兴起和在职教师兼职补习导师的现象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被认为扭曲了学校正常教学和败坏了师道尊严。

　　我国台湾地区课外补习市场的大规模发展是在80年代中后期的十余年。经过教育行政部门对校外补习班、在校教师参与课外补习、学校内补习辅导的规范立法和严格执法，加上正规学校体制内配套的各项改革（例如增加学校教师工资，改革中小学课程教材及教法等），由学校在职教师经营的小型补习班逐渐隐藏和凋零，而市场上由非教职人员开办和经营的补习班则逐渐增多，有的还形成大型连锁店，为学生提供校外补习服务。以台北为例，台北火车站附近中心繁华地段的南阳街和南昌街，当时全部被补习社占有。有的补习社开班时，报名的学生和家长“长龙”队伍一直排到街角拐弯处，有的甚至需要凌晨去占位才能报上名，场面非常壮观，很类似上海某些民办初中“小五班”的报名盛况。

　　为了解台湾补习行业的发展及其对学校教育的影响，笔者于2012年在台北市实地调研，访谈了两所中学的八位教师和一名课外补习机构所有人，为亲身感受台湾补习业最繁荣期的盛况，笔者还实地走访了赫赫有名的台北“补习街”。时隔二十多年，台北市的补习业已没有鼎盛时的辉煌，不少商铺也转让给大排档，但到处林立的补习社仍旧是“补习街”的主体。街道两边高楼外墙，贴满了各补习社的名称和口号标语，补习社玻璃门上密密麻麻的“状元榜”，依旧颇为壮观。

　　那么，为何这些地区对课外补习有如此强烈的需求呢？这背后有哪些经济的、社会的、文化传统的，以及教育本身的因素呢？经济因素：经济增长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使家庭有财力为孩子支付额外的教育费用；家教和补习带来的巨大利润也催生家教供应市场的产生和发展；

　　社会因素：独生子女或少子化的家庭模式使家庭资源可以集中于一个孩子；社会流动性增强，祖辈无法或不愿照顾孙辈，工作繁忙的父母把孩子去课外补习机构看作是履行家庭照顾和教养责任的延伸；

　　文化传统因素：在儒家文化体系，教育是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整个社会重视教育，教育竞争激烈；大众化学校教育虽已推行过百年，但传统的科举考试模式仍旧影响公众的教育选择行为，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投入都旨在为（国家）学校教育的目标服务。

　　教育因素：高利害的考试制度催生以应试为导向的学校教育；公众对公立学校体系不信任不满意，同时令人满意的私立学校体制又不存在或数量不够。

　　“影子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和地区大众化学校教育快速发展的成果，但同时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在整个教育体制层面，“影子教育”可能会影响教育的公平与效率--以家庭为需求方和支付者的家教补习市场，家境优越的学生更可能选择并接受更多质量更好的补习教育，从而削弱甚至恶化原有学校教育的公平性。补习教育甚至可能会导致整个教育体制的低效率。

　　国际经验显示，“影子教育”与主流学校教育两者的关系，取决于学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以及公众尤其是家长观念的逐渐改变。那么，我们的教育体制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呢？公众和家长的观念又是如何呢？

　　应试焦虑：家长患上“家教补习强迫症”

　　如今的家长如同得了“家教补习强迫症”，原本希望留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只是不知不觉间，就将孩子在内的整个家庭卷入“家教补习大军”的行列。内心一直纠结，但带着孩子参加补习的行动却也越来越不敢松懈。

　　笔者自己从事教育研究，接受过“快乐教育”和自由主义教育的认知理念，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反复强调和同行专家们的循循分析教导下，无论从学理还是感性了解，对于家教和课外补课的实际效果都有诸多疑问，对于孩子的辛苦和疲劳也心生疼惜，但在孩子进入小学尤其是面对“小升初”时，还是痛定思痛，义无反顾地“出钱出力”陪着孩子在各个补习班和家教间奔波，由“家教补习选择焦虑症”转为“家教补习强迫症”。

　　实际上，在有孩子的同学朋友圈，只要孩子一上幼儿园，就会不知不觉地患上“强迫症”。

　　与其他东亚各国和地区类似，我国以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为参照进行着一系列改革，包括教育办学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教育均衡化改革、课程改革、考试评价体制改革等。然而，面对汹涌而至的一波又一波教育改革浪潮，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宣传教育均衡化和教育评价多元化的氛围中，家长却有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