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俊，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杭州　310028

　　内容提要：个体化社会是指某种具体的个体化进程正在其中发生着的社会。学校的教育功能是个体社会化，包括个体个性化与个体共性化两个方面。我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无论对个体的个性化还是共性化都呈现出一种“双刃剑”式的影响，同时也使个性化逐渐取代共性化成为个体社会化的主导成分。面对个体化进程所带来的挑战，学校教育一方面要把培养的重心从培养共性转移到培养个性上来，实现教育目的的个性化；另一方面则要在“走向个人”的同时“回归集体”，实现教育手段的社会化。惟其如此，才能培养出高社会性发展的“个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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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体化社会”与我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

　　1.什么是“个体化社会”？

　　“个体化命题”是由吉登斯、贝克、拉什等人所提出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该理论认为现代化的发展进入了“自反性现代化”(第二现代性)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风险—分配”逻辑逐渐取代了在“简单现代化社会”(第一现代性)中占主导地位的“财富—分配”逻辑，形成了一个无人可以从中幸免的“风险社会”。[1]而与这种系统化的社会风险相伴随的是一个社会制度以及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的社会学的转变，[2]即“个体化进程”(individualization)：个人(被迫地)从原先的阶级、单位、核心家庭等社会组织中抽离(disembedding)出来，并通过一种自为自觉的方式获得再嵌入(re－embedding)的机会，最终导致一种以个体为中心的新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整合模式的产生。

　　《个体化社会》(The Individualized Society)是鲍曼的一本文集。鲍曼并非是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主要提出者，只是在其著作中沿用了这一概念。然而，无论是贝克、吉登斯还是鲍曼本人，都并不认为存在一个单一的完成式意义上的“个体化社会”。在贝克看来，“个体化”的概念仅仅是指出了一种趋势，需要在具体的群体、环境和区域中确定其具体达到的程度。[3]因此，严格说来存在的只是不同社会中各具特色而又带有“家族相似性”的诸个体化进程，“欧洲式的和欧洲以外的个体化类型共存，并以各种方式相互关联”。[4]当我们谈论中国的“个体化社会”时，其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某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体化进程正在其中发生着的社会(the individualizing society)。①

　　2.我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

　　一般认为，个体化进程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1)去传统化；(2)个体的制度化抽离和再嵌入；(3)被迫追寻“为自己而活”的个体文化；(4)系统风险的生平内在化(biographical internalization)。[5]在我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中，以下这四个特征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一，我国社会的“去传统化”与“去集体化”联系密切。当前我国社会可以分辨出两种意义上的“传统”：一种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传统”，另一种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集体化改造使“个体第一次脱离了大家庭、亲属组织、地方社区等曾经囊括一切的社会范畴，作为新社会的一分子而被组织进新建立的农村公社或城市单位之中。”[6]改革开放以来，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个人离开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组织，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而劳动力市场正是个体化进程的“马达”，[7]正如阎云翔所言：“劳动私营化启动了中国个体化进程的激进转变”[8]——中国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进程由此拉开了序幕。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化”完成了我国在简单现代化阶段的“去传统化”，那么市场经济时代的“去集体化”则是对前一过程的扬弃，是自反性现代化阶段的“再去传统化”。

　　第二，我国社会的制度化地抽离与再嵌入集中体现为如火如荼的城镇化进程。从1978年到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了7.3亿人(包括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这意味着有几亿中国人正面临从农村社会关系中抽离并再嵌入城市生活结构的重要转变，也就是所谓“农民市民化”——“农民变为市民不只是空间上的、制度上的，更需要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这样才能融入城市文明。”[9]可以说，“农民市民化”的完成质量是决定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走向何方的关键因素。

　　第三，在我国社会，“为自己而活”的个体文化呈现出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特征。“人们的选择和决定塑造着他们自身，个体成为自身生活的原作者，成为个体认同的创造者”。[10]在我国，“为自己而活”的个体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中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争纠缠在一起：一方面，新的个体“越来越要求自我的发展、个人幸福和安全感，反对由来已久的集体主义道德说教”；[11]另一方面，“不管在精英群体还是普罗大众那里，个人主义总是被理解为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其表现包括自私、不合群、功利主义、毫不考虑别人的权利和利益。”[12]集体主义的衰落与人们对个人主义的片面理解相结合，导致“极端个人主义”的出现——“新型个人在最大限度追求个人权利的同时，却忽视他们对社会或者他人的道德责任。”[13]

　　第四，在我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中，系统风险的生平内在化与社会转型时期的信任危机相结合，共同增加了个体的焦虑。系统风险的生平内在化使个人被迫成为解决社会系统问题的主体，而在去传统化的背景下，人们只能依靠吉登斯所说的“专家系统”来应对这些挑战。然而，专家系统的抽离特性要求人们“不断与‘不在场的他者’——从未谋面但其行动却又直接影响自己的生活的那些人——互动”，[14]于是“外行人”对“专家”的信任就成了整个系统运转的关键。我国的传统社会并不缺乏信任，但却是一种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人际信任”，而非“制度信任”[15](卢曼语)。在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虽然建立在传统熟人关系网络之上的信任正在衰落，但新的陌生人信任的保障机制尚未建立，或者虽有所建立但受传统信任观念的抵制而运行不力甚至被消解”。[16]吉登斯曾指出，信任的对立面并不是不信任，而是一种“存在性焦虑”。[17]在系统风险日益增加的中国社会，熟人信任正逐渐式微而制度信任却又步履维艰，这一处境大大加重了国人的存在性焦虑。

　　二、个体化进程对个体社会化的影响

　　站在社会学的立场，学校教育可以看作是一个个体社会化的过程。[18]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教育就是一种使年轻一代系统地社会化的过程。”[19]当代社会学认为学校具有多种功能，但其首要功能(即教育功能)依然是个体社会化，[20]也就是“一个人获得自己的人格和学会参与社会或群体的方法的社会互动过程。”[21]因此，个体化进程对于学校教育的影响可以根据其对个体社会化的影响来加以考察。发展心理学指出：“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社会性发展的过程，它既是个体获得其独特性的过程，也是个体获得共性的过程。”[22]根据这一理解，我们可以把个体社会化划分为个体个性化②与个体共性化两部分，并分别讨论个体化进程对个体个性化的影响、个体化进程对个体共性化的影响以及个体化进程对个体个性化与个体共性化之关系的影响。

　　第一，个体化进程为个体个性化提供了巨大的推力，但同时也催生出“虚假的个性”。个体化进程对于个性发展的积极作用来自三方面的力量：其一，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劳动分工本身就是造成(社会学意义上的)个性差异的原因。[23]在个体化社会中，劳动分工的精细化形成了极为纷繁多样的职业生活，而既然“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24]差异性的职业生活也就会形塑出差异性的个体人格。其二，在发达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个性差异也被“个性化商品”所强化。“为了寻找一种尚没有被耗尽的收入来源，卖家有必要将自己的产品专门化并开发出一种不会被轻易取代的产品功能，这促进了公众需求的分化、精细化和丰富化，从而最终导致公众当中的个人差异与日俱增。”[25]消费过程中的这种个性化作用与生产过程中劳动分工的影响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个体个性化的“正循环”。其三，城镇化进程也为个体个性化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环境。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一种个性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城市把不同的工作交给不同类型的人去完成，并通过竞争和对标新立异、效率和创新能力的推崇强化个体的特殊性”。[26]

　　然而，个体化进程在促进个体个性化的同时，也使“虚假的个性”大量滋生。“虚假的个性”本质上是一种“消费个性”，是伴随着消费社会的兴起(或者说个体生活的“消费化进程”)而产生的物化了的个性——个人通过购买消费品而获得了用于自我表达和寻找自我认同的象征符号，[27]由于这些符号(比如某种手机的“粉丝”)是个体“自由选择”的结果，于是也就成了个体“个性”的一部分。“被选择的象征符号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汇集起来，从而得以形成大量‘独特的组合’。对几乎每一个经过规划的自我来讲，都有可购买的表达它的符号。”[28]然而，这种个性只能是一种肤浅的、异化的甚至是非人的个性。

　　第二，个体化进程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增加了人们的共性，但也使这些共性面临着“孤立化”的危险。前者的发生可以解释为个体化进程实际上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了个体的社会依赖——早在研究社会分工问题时，涂尔干就已发现：一个人越自主，他就会越依赖社会；在个人不断膨胀的同时，他与社会的联系却越加紧密。“尽管这两者看似矛盾，但是它们亦步亦趋的活动却是不容反驳的事实。”[29]贝克的个体化理论再一次印证了这一观点——“为自己而活”的背后是巨大的社会依赖：“被解放出来的个体开始依赖劳动力市场，并进而依赖教育、消费及福利国家的管理和支持之类的东西；依赖医疗护理、心理治疗和教育看护方面的可能性和方式。对市场的依赖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30]每个人的生活背后都是同样一套支持系统，最后就形成了一种标准化的生活方式，而个人选择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微调”。

　　我们同样可以从生产和消费这两个环节来分析个体共性化的生长机制：一方面，在高度标准化的劳动力市场中，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和其他商品一样，必须符合某种“质量标准”。个人的心理特征作为与其劳动力不可分割的存在，同样要根据劳动力市场的标准接受改造，成为标准化的“专业人士”。另一方面，个体作为消费者在消费品的选择上是“个性化”的，但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消费者”是没有灵魂的，并且在任何更深的层次上都是“共性的”——消费机器之间唯一有意义的差别只在于消费口味的不同。

　　无论是“专业者共性”还是“消费者共性”，都极有可能成为缺乏社会性意义的“孤立的共性”。在我国社会的“去集体化”发生之前，人们通过“团结就是力量”的社会关系彼此相联，尽管这种联系属于涂尔干所说的“机械团结”。[31]然而，个体化社会中的个人却有着完全丧失社会团结的危险：“专业者共性”的本质是弗洛姆所说的“市场取向型”性格的外在表现，其唯一的目的是在市场上获得最高的“商品估价”，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的关系必然是表面的，因为他们自身并没有关系，有关系的只是可交换的商品”。[32]“消费者共性”更是一个冷漠而孤独的怪物，诚如鲍曼所言：“消费是完全个人、独立并且最终，是孤独的活动……没错，在消费的过程中，消费者可能会聚集在一起，但即使这时，实际的消费活动还是保留着完全的单独、个体经历的体验。聚集在一起只是构成消费行为私人化的基础并且增加购物的愉悦。”[33]

　　第三，个体化进程正在改变个体个性化与个体共性化在个体社会化中的相对比重。在传统社会里，“社会化”基本上就等同于“共性化”，成为“社会人”主要意味着成为“和大家一样的人”，这也被认为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任何民族都会有一定数量的观念、情感和实践：教育必须不加区别地把它们灌输给所有儿童，而不管他们属于何种社会范畴。恰恰是这种共同的教育，通常被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34]在个体化社会中，“社会化≈共性化”正逐渐演变为“社会化≈个性化”(可称之为“个性的崛起”)。这种转变一方面是出于劳动分工本身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源于个体化社会中的个体社会化过程本身也需要通过个人选择才能实现：“个体自身成为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性的再生产单位……变成了他们教育的和以市场为中介的生存以及相关的生活计划和组织的能动因素。”[35]通过差异化的个人选择，个人以个性化的方式塑造着自己的社会化人格。

　　总之，无论是对于个体个性化还是个体共性化，个体化进程都是一把不折不扣的双刃剑。从整体上看，尽管个体的个性与共性在“数量”上都得到了增长，但它们的“质量”却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虚假的个性”不过是一种肤浅的孤芳自赏，而“孤立的共性”不仅不指向更高级的社会形式(比如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相反却指向一种“相似而不相联”的社会停滞状态。当“虚假的个性”与“孤立的共性”结合在一起时，一种低社会性发展而又高度自恋的个人，也就是钱理群所说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便应运而生。这些本质上毫无个性同时却又代谢发达、欲求不满的个体像极了社会有机体的“癌细胞”，不断侵蚀着各种健康的社会团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