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蔡海静，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马汴京，浙江财经大学副教授

　　内容提要：文章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定量评估了扩招政策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异质性效应。在“反事实”和“局部干预效应”概念框架下，识别出教育成就受到扩招政策差异化影响的不同群体。研究发现，因扩招而获得大学录取机会者，其大学文凭主要扮演着“敲门砖”的角色，显著降低了缺乏工作经验的新毕业生的失业概率，但并未明显改善其就业质量；那些即使未发生扩招也能继续深造者，扩招并未恶化其就业状况。因此文章认为有必要在狠抓教学质量、改善办学条件的同时，通过扩大奖学金和助学贷款受益面等措施，切实降低弱势群体接受大学教育的“门槛”，使扩招政策惠及社会各个阶层。

　　关 键 词：高校扩招 能力异质性 局部干预效应 就业状况

　　一、引言

　　关于扩招政策利弊的争论至今仍未平息。高校扩招的初衷是为了缓解1999年严峻的就业压力。然而，扩招后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起薪低”等问题愈演愈烈。《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5年高校毕业生多达749万，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下再次面临“最难就业季”的拷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了2020年战略目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比2009年翻一番。如果高校扩招加剧了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那么，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乃至人力资本的提升将陷入两难境地。尤其是那些因录取“门槛”下降才得以就读大学的“幸运儿”，在付出多年时间成本和不菲学费之后，能否因此降低失业率和改善就业质量?鉴于此，对高校扩招背景下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及其变动进行研究十分必要。

　　关于扩招政策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现有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有学者发现，扩招后入学的首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就发生了明显下降，其就业的学历匹配度也相应降低(闵维方等，2006)；之后整体呈下滑趋势(苏丽锋、孟大虎，2011)。也有学者发现，扩招后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明显下滑，但自2005年起就业形势开始好转(袁晖光、谢作诗，2012)。扩招政策对大学毕业生就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与高中学历者相比，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仍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常进雄、项俊夫，2013)。虽然伴随着扩招政策的实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趋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动，但这并不足以说明前者是后者变动的主导因素。宏观经济波动、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冲击，以及大学毕业生自身素质变动，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大学生就业状况(Card等，2001)。吴要武、赵泉(2010)研究发现，扩招后入学的本科毕业生失业率上升了5.11个百分点；在控制了扩招政策的实施引发的平均能力下降因素后，邢春冰、李实(2011)发现，高校扩招后新毕业的本科生失业率增长了4.6个百分点。

　　然而，上述研究大多忽视了高校录取“门槛”下降引致的大学毕业生能力分布的动态变化。虽然有学者注意到不同学历群体间的能力差异，但鲜有文献涉及高中学历或大学学历群体内部的异质性。事实上，在亲历扩招的大学毕业生群体中，因赶上扩招才考上大学的个体，与那些即使没有发生扩招也能继续深造者相比，在能力等方面显然存在一定的差距。而在扩招前已就业的高中学历群体中，若其赶上扩招也可能继续深造的部分个体，与那些即使亲历扩招也难以被大学录取者相比，在能力等方面可能具有一些优势。在分析教育收益时，若不能有效地控制个体能力因素，会导致估计结果的有偏和非一致性(Card，1999)。即使观察到扩招后大学毕业生整体失业率上升和就业质量不佳的现象，也不足以据此检讨高校扩招政策的得失(蔡昉，2013)。邢春冰、李实(2011)应用“局部干预效应”概念框架(LATE)，估算出“遵从者”(那些因扩招而获得升学机会的个体)占比，但未在个体层面对“遵从者”进行识别，也未有效地刻画大学新毕业生组内能力的异质性。

　　本文试图在能力异质性视角下重新审视高校扩招对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和就业质量变动的影响。首先在“反事实”和“局部干预效应”(Imbens等，1994)概念框架下，识别出教育成就受到扩招政策差异化影响的不同人群，然后应用双重差分方法(DID)定量考察扩招政策的实施对上述不同群体失业率和就业质量的异质性效应。

　　二、模型与方法

　　若将扩招政策的实施视为一场自然实验，高中毕业或最后一次参加高考时间为1999年及以后的样本可视为处理组或干预组(D=1)，之前的个体则为控制组或对照组(D=0)。此外，本文重点考察的是扩招政策对个体教育成就的差异化影响，故使用虚拟变量College识别个体是否接受了大学教育①：=1表示接受了大学教育，否则=0。在反事实视角下，无论个体参加高考的真实时间为何年，在理论上都会存在未赶上扩招或亲历扩招两种状况，其对应潜在的教育成就分别为。于是，现实中观测到的个体教育成就为：

　　根据个体升学结果和扩招政策对其变动的差异化影响，在“局部干预效应”概念框架下(LATE)将所有观测值划分为从未参与者、遵从者、始终参与者和抵制者四类。为了满足单调性假设，即个体升学机会不会因扩招而下降，本文假定不存在“抵制者”。对上述三类群体的识别，同时需要扩招政策实施前后个体层面两期信息，而其中一期信息为反事实结果。本文通过两个步骤构建出个体反事实状态下的教育成就。

　　第一步，分别预测扩招前后个体获得大学教育机会的潜在概率。依据一系列可观测变量，分别预测出控制组扩招前与处理组扩招后被大学录取的概率，可获得真实状态下个体大学教育机会的倾向得分。借鉴Oaxaca-Blinder分解的思想，将分别从控制组与处理组样本估计出的两组影响大学教育机会的参数简单地互换，即可计算出反事实状态下个体接受大学教育的倾向得分。

　　第一步，分别预测扩招前后个体获得大学教育机会的潜在概率。依据一系列可观测变量，分别预测出控制组扩招前与处理组扩招后被大学录取的概率，可获得真实状态下个体大学教育机会的倾向得分。借鉴Oaxaca-Blinder分解的思想，将分别从控制组与处理组样本估计出的两组影响大学教育机会的参数简单地互换，即可计算出反事实状态下个体接受大学教育的倾向得分。

　　其中，表示观测值i高中毕业或最后一次参加高考那年是否发生了高校扩招；X为向量，包含了影响大学教育机会的一系列变量，β则是其待估参数。下标d与Pr(·)中的d取值不一致，意味着这是其反事实状态下的大学教育机会倾向得分。

　　第二步，利用已获得的大学教育潜在机会倾向得分，识别出教育成就受到扩招政策差异化影响的不同群体。具体而言，无论其现实中是否就读大学，只要其潜在倾向得分大于0.5，就令College=1，否则为0②。于是，通过比较个体扩招前后两种潜在状态的教育成就，样本就分为三类：扩招前后潜在教育成就分别为，即始终参与者；扩招前后潜在教育成就分别为，即遵从者；扩招前后潜在教育成就分别为，即从未参与者。

　　由于本文最关注的是那些受惠于扩招政策才得以就读大学的人是否因此改善了就业状况，因此，采用扩展的双重差分(DID)方法，应用线性概率模型评估高校扩招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异质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