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至今，中国GDP增速有23个年份保持在在9%以上，在如此长时期内保持这样的高增速，为我国经济发展实现赶超提供了必要的保证。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增长态势正在发生改变，特别是当前出现的连续三年GDP增速低于8%的状态，201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至7%，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已步入增速放缓的新常态；我们如何解释中国过去多年连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及其转换的内在动力机制？

　　理论界关于此种“新常态”有多种的定义，有政策性的，有的是经验性总结。在国际上新常态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一个过渡性时期，其特征包括：(1)世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2)全球经济与贸易增长处于较低的增长水平；(3)刺激经济政策与“去杠杆”的并存，政策调整频繁；(4)世界各国经济周期与政策调整阶段不同步；(5)金融市场繁荣与实体经济虚弱并存，失业和收入差距拉大等等。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当前也存在着多种不同角度的分析。如过高的资源消耗使得高速增长难以为继；隐性的环境成本显性化，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使得经济潜在增长率区间下移；区域差异、城乡差异、产业等结构性差异的制约，使得经济减速；人口结构带来的红利正在消减使得增长减速；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遭遇新兴经济体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强力竞争，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等等。

　　我们将后发国家经济实现赶超与停滞并存的水平创新模型改进为容纳垂直创新可能性的增长模型。特别地，对于远离世界技术前沿的后发国家而言，推进技术进步既可选择模仿引进，也可选择自主研发。这就相对于新增长理论坚持强调技术进步是推进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坚持强调研发在模型中的作用有了显著的区别。同时，我们仍然坚持市场中逐利的微观主体在权衡模仿与创新行为各自所能带来的成本收益之后，来决定推进技术进步的具体形式，以厂商的最优化选择为基础，来揭示在后发国家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过程中，由模仿转换到自主研发的内在机制，并给出了新常态的技术进步视角下的含义，即远离世界技术前沿的后发国家，基于后发优势的政策选择可以加速经济增长，在以模仿为主推动技术进步的发展阶段可以实现最优增长；一旦靠近世界技术前沿后，此前有助于模仿的制度政策就要相应地作出根本性转换，否则就会阻碍经济增长，难以顺利实现经济赶超。这种制度政策性的变化，就是该国经济环境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如果相对于远离世界技术前沿实现优化增长的，包括制度政策在内的经济环境被称为是模仿推动技术进步阶段的常态的话，那么靠近世界技术前沿，并实现优化增长的经济环境就可以被称为是自主研发推动技术进步阶段的常态，相对于前者而言，后者也就可以被称为新常态。

　　当后发国家经济发展到跨越模仿阶段以后，推进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由对外模仿转变为自主研发，以模仿为主推动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后发优势逐步消失，从而引发一系列变化，包括经济增长减速、增长动力转换等等。这种理论说明可以同时整合上述部分的减速因素，并解释了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出口导向型战略受阻均是后发国家经济实现赶超过程中，所处不同阶段所面临的表象，而非是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区间性下移的根本性原因。转换推进技术进步形式是阶段增长最优性的内在要求，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如果在发展到特定阶段后不能顺利实现这种转换，该国经济的增长路径就会偏离最优，延长收敛到世界前沿的时间，甚至经济停滞而陷入模仿陷阱。

　　中国经济新常态最为核心的要义就是要充分意识到阶段跨越需要的整体性变革，既包括微观逐利的企业需要调整以应对，也要求政策制度、法律法规等宏观经济环境随之调整，使得经济增长路径能够顺利由模仿阶段进入自主创新阶段。从理论上讲，中国在赶超初期采用的向下扭曲生产要素价格，高估企业获利能力，并超贬汇率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加速了模仿阶段的经济增长，随着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前的扭曲要相应地矫正，经济增长减速是必然的。同时，微观视角下的企业也面临着由对外模仿技术向自主研发技术转变，这一过程即淘汰落后企业，推动创新企业发展的过程。为此，就要求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环境进行全面的结构性调整与改革，适应新的发展阶段，即适应新常态的要求。同时，政府在宏观政策上要有足够的定力，不要被经济增长减速的表象所困扰，让减速成为“清洁机制”清理只能模仿技术，无法自主创新的僵尸企业，鼓励企业所用技术的升级换代。转变的关键在于，一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切实简政放权，彻底政企分开；二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解决在资本市场、人员流动、基础设施、信息等领域的割裂问题，尽快形成统一市场；三是打破纵向和横向的行政干预形成的条块分割影响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的现状；四是进一步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完善一系列标准体系和法规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此外，还要降低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此前为实行低价工业化战略而承担的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举债总额大，利率水平较高，而投资的项目都是回报期限长甚至是只有社会效益、没有回报的项目，还本付息的压力逐年增大。建议中央政府发行低利率的中长期特别国债，对地方政府持有的社会基础设施资产进行换购，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使其轻装上阵，有更大的能力服务自主研发阶段的经济增长。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