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可龙（Henning Klter） 译/董悦

　　甲柏连孜不仅是一位卓越的语言学家，还是一位独具慧眼的预言家。他研判南北官话的时候，中国远远没有可以遵从的语言法规，来从社会学角度区分胜者败者。1912年，这项法规才被提上政治议程。就像甲柏连孜30年前预测的一样，这场20世纪的语言法规之战以北官话的胜利而结束。

　　甲柏连孜的《汉文经纬》在许多方面是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如此，它代表着当时即19世纪后期德国汉语语言学的知识层次和研究水平。作为莱比锡大学卓越的教授，甲柏连孜1878年开始了他作为汉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开拓性工作，十余年后转到柏林继续工作。正是由于他在德国大学的此类汉语研究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甲柏连孜有历史契机建立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并且稳步持续地发展了这个新领域。

　　甲柏连孜对传统汉语书面语言的分析几乎只基于有记录的书写篇章。在语法出现百年之后的时期，西方语言学家对汉语口语的研究比对书面语的研究更加重视。甲柏连孜语篇分析的基础不仅有中国经典名家作品，也包括欧洲传教士、学者作品中与语言学有关的文章。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在甲柏连孜语言学的分析中，特别在汉语语言方面，究竟对早期名家的认识有多深？在他研究的文章中，有多少是原始文献？当然，这个问题无法简单回答。在这里我只笼统地提出几个引子，可能对确定甲柏连孜作为汉语研究的语言学家在历史中的位置有所帮助。同时，我还将粗略地指出，欧洲19世纪下半叶的汉语语言学研究虽然与更早的汉语研究视角大不相同，但依然无法摆脱对汉语神秘属性的探究。

　　下面对《汉文经纬》引言部分的分析不单单讲甲柏连孜语篇分析对汉语语法的贡献，而是简要描述汉语语言中的社会语言学特性。我首先引用引言中第37段：

　　在汉语诸方言中，以官话传播最广，声望最高，但就已知情况来看，也数它在语音上磨蚀得最多，蜕变得最厉害。官话分为三种次方言：一，南官话，也称正音，意思是正确的发音：其中心区域在南京，近代接受了一些改变。17-18世纪耶稣会士的著作里记录的就是南官话。另外，这种官话还出现在大多数用满文转写的文献中，因此极具科学研究价值。

　　北官话，其最主要的形式是京话。这种官话广为人们接受，似乎有望成为胜出者。官员们优先考虑讲的，来华欧洲外交人士学习的，都是这种官话。但科学不应该以这种官话为对象。在所有的汉语方言中，北京话在语音上可能是最贫乏的一种，因此同音词也最多，所以不适合科学研究的目的。（甲柏连孜，《汉文经纬》，姚小平译，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