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曾智华。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海上丝路建设需要海洋精神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等。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延续传统的丝绸之路精神，来建设现代化版本的丝绸之路。”前不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发表了题为《“丝绸之路”与中国的“时代精神”》的文章，提出“丝绸之路”既是中国古老文明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文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重获自信与复兴的有效途径。

　　在专访中，郑永年不仅详细阐释了文章背后的深意，而且对广东如何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出了独到的观点。

　　中国应履行大国责任

　　南方日报：你曾提到，一个国家在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外延。在国家内部制度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很难成为一个大国。现在，中央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您怎么看当下中国的“内部力量”？

　　郑永年：我认为，一个国家内部的制度建设很重要。没有内部制度建设，国家是走不出去的。中国现在提出“走出去”，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实是过去30多年国家内部建设成就的体现。

　　显然，中国从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还资本高度短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资本力量雄厚的国家；现在企业“走出去”、人才“走出去”，其实背后主要是靠资本的推动力。如果中国还是一个资本高度短缺的国家，它是走不出去的。从另一方面讲，中国需要做到国内的可持续发展，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又完全取决于国内的可持续增长。因此，可持续发展与“走出去”是相互影响的，中国的“走出去”并不是为了单纯地走出去，而是为了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

　　南方日报:你在《“丝绸之路”与中国的“时代精神”》一文中提到，今天的海上丝绸之路不是对古老文明的简单重复，中国必须超越自己的传统。请问，我们需要保留和继承古老文明中的哪些方面？中国又必须超越自己的哪些传统？

　　郑永年：要继承保留的是和平精神。丝绸之路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方式，之所以叫丝绸之路，就是通过贸易立国，而不是像一些国家去侵略、占领其他国家，搞殖民地。尽管已经到了21世纪，但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还是没变的。

　　虽然丝绸之路代表了传统中国的和平精神，但我们不能简单去重复。因为从前我们做生意规模比较小，而且都是民间商人间的商业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后30多年的今天，中国逐渐成为强国。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既要求中国“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追求国家利益，同时也要求中国必须承担起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当考虑赚钱之外的东西，比如如何构建与新兴国家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与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关系等等。

　　至于超越传统，我认为丝绸之路应该是互惠的，人家可以进来你也可以出去，不能像以前的朝贡制度、等级制度一样不平等。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不然小国家就会担心，感觉很害怕。

　　“走出去”要共富共荣

　　南方日报：文章中还提到中国不要步早先大英帝国和美国的后尘，要努力超越英美帝国主义式的崛起模式。能否详细解释这一观点？

　　郑永年：早期，西方国家的崛起是通过殖民的方式实现的。如今，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是通过丝绸之路的构想把国内的和平发展延伸到国际。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等，先实现国家内部的可持续发展，再走出去。

　　如今，中国“走出去”也需要市场和原材料，但除了这两样，还要更多关心当地社会的发展，实现共富、共荣，这一点很重要。

　　18、19世纪英国的时代精神是自由贸易，19世纪末和20世纪美国的时代精神是自由民主，这些时代精神能够成为一个国家崛起的基础。不过，如果这个国家在向外推广其“时代精神”时使用不恰当的方法，甚至诉诸于武力，造成“己所不欲而加于人”的局面，就很难可持续发展，避免不了最终的衰落。

　　南方日报：新的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有哪些关键词？

　　郑永年：首先是“冒险”，要有海洋精神，因为海洋就意味着风险。对于中国而言，它不能重复其他国家走过的道路，而是需要有敢于冒风险精神，没有风险精神什么都做不成。第二是平等。现在的国际贸易与以前的朝贡制度不同，以前是单边开放，因为中国觉得自己的市场足够大；平等就是要互相开放，在这个前提下，国与国的贸易才是双赢的。第三是开放，丝绸之路本身就意味着开放，不开放就没有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后，明清实行海禁，中国丧失了一次成为海洋大国的机会。如果不开放、不走出去，国家的发展就不可持续。中国已经在明朝失去了一次机会，现在机会又来了，如果再丧失的话，国家又会发展不起来。

　　广东应更开放更国际化

　　南方日报：广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之一，在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郑永年：可以说，广东的发展本身也是海洋经济的结果，境外企业也都是通过海洋走向广东。现在，广东不仅继续欢迎别人走向自己，也要通过海洋走出去，这其实也是海洋经济发展的结果。广东经济总量大，参与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明显优势。对于海上贸易和投资而言，经济规模小的省份没有优势，也不可持续。纵观其他海洋国家，只有经济总量大、有贸易需求的才能成为海洋大国。

　　南方日报：您觉得广东能做什么呢？

　　郑永年：广东面向海洋，贸易、投资、企业都可以走出去。一些高科技公司，比如华为也拥有走出去的实力。总体来说，广东还应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归根结底最重要的还是人才。像新加坡这样的海洋国家，国际化程度非常高，聚集了很多人才，比如现在新加坡四所大学中三所大学的校长是外国人。唐朝时，中国也非常开放，中央政府中一些部长都是外国人。所以，在自己本身不够开放的时候，想要走出去也很困难。

　　南方日报记者 唐柳雯 实习生 钟嘉欣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曾智华：

　　借海上丝路的东风 创国际竞合新优势

　　曾智华：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知识与发展”项目创始人之一，长期从事发展战略、经济政策、产业创新、产业集群、价值链、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最新趋势的研究。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无论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应对危机、加快调整，许多沿线国家同中国有着共同利益，尤其是发起并同一些国家进行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合作，为“一带一路”有关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双边共赢。

　　日前，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曾智华，他认为，中国和东盟及海上丝路沿线国家之间需要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本币结算、建立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体系并加快互设金融机构。

　　广州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第一港”

　　南方日报：你如何评价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如何看代广州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的角色？

　　曾智华：丝绸之路已经存在2000多年，而“丝绸之路”的名称的出现，至今只有137年。“海上丝绸之路”的说法，只有30余年。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最先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用以指称中国丝绸西运欧洲的交通路线，为中外学术界普遍接受，并用以泛称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又进一步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把经中国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称为“南海道”、“海上丝绸之路”或“陶瓷之路”。

　　广州古称番禺。它既没有做过统一王朝的首都，也不像蓟（北京）、吴（今苏州）那样成为先秦诸侯国的国都，但它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魅力。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城市，因而也可以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第一港。

　　南方日报：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同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欧洲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与发现美洲大陆进而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西方大航海相比，同为洲际航海的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两者有何不同？

　　曾智华：溯源海上丝绸之路，就不难发现中国一向是一个乐观进取、对外开放的国家。只是到了明清，才慢慢走向比较保守的道路。

　　对比郑和下西洋和西方大航海也可以发现，在大航海时代，首先崛起的西方国家是位于欧洲最南端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与西班牙，他们掀起了西方大国在全球的势力范围之争。而郑和下西洋，“赍敕书金帛”，七次往返于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沿岸的阿拉伯港口。就目的而言，其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这与当时西方国家大肆殖民，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有本质的不同。

　　海上丝路将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南方日报：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你如何看待这一战略？如何理解它的意义？

　　曾智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和贸易大国，并在世界格局发生复杂变化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全球新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对于创造合作、和平、和谐的对外合作环境，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及更加主动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创造良好的机遇和外部环境。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自秦汉时期开通以来，一直是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而东南亚地区，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组成部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往来，从而促进这一地区的共同进步和繁荣。

　　扩大双边贸易本币结算

　　南方日报：中国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从贸易往来到金融合作方面，你能给出的合作建议是什么？尤其在金融合作方面你有什么展望？

　　曾智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举措。

　　为更好地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也就是下一步“一带一路”建设的体制和过去35年是不同的，过去更多的是重视出口和“引进来”，现在，新体制更多的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二是要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从国内来讲，是东中西全方位的。

　　三是要培育能够引领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也就是技术优势、品牌优势、质量优势和服务优势，并大力增强大国软实力。

　　四是全力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提供强大的经济基础。

　　五是推动沿线地区发展港口经济和自由贸易园（港）区，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提供先行先试的载体。

　　六是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提供长远的制度支持。

　　在金融合作方面，中国和东盟及沿线国家之间需要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本币结算、建立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体系、加快互设金融机构。同时要加快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设和运行，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便利的投融资支持。

　　实施严格的投资可行性研究

　　南方日报：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进行多边投资和贸易合作，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项和建议？

　　曾智华：中国自从采取“走出去”战略之后，成效显著。到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达878亿美元，居世界第3位；对外投资存量达5319亿美元，排世界13位。中国在东盟的投资存量也近130亿美元。中国在179个国家和地区有大约2.2万家企业。

　　另一方面，有些企业也会发生水土不服和陷入困境的情况。为有效进行对外投资，中国企业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定海外投资战略，并提供有关海外投资环境的基本培训；二是增强国际人才储备；三是加强与东道国有关方面的交流和沟通，包括与政府、商界和社区；四是投资前要实施严格的可行性研究和撰写商业计划书；五是加强对当地的媒体公关，强化商会和行会的作用；六要做严格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七是严格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并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如慈善和劳工培训等。

　　南方日报记者 谢梦

　　访谈

　　丝绸之路本身就意味着开放，不开放就没有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后，明清实行海禁，中国丧失了一次成为海洋大国的机会。如果不开放、不走出去，国家的发展就不可持续。中国已经在明朝失去了一次机会，现在机会又来了，如果再丧失的话，国家又会发展不起来。

　　—郑永年

　　溯源海上丝绸之路，就不难发现中国一向是一个乐观进取、对外开放的国家。只是到了明清，才慢慢走向比较保守的道路。对比郑和下西洋和西方大航海也可以发现，郑和下西洋，“赍敕书金帛”，七次往返于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沿岸的阿拉伯港口。就目的而言，其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这与当时西方国家大肆殖民，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有本质的不同。

　　—曾智华

　　专家观点

　　建设海上丝路广东能做什么

　　1.广东面向海洋，贸易、投资、企业都可以走出去；

　　2.一些高科技公司，比如华为也拥有走出去的实力；

　　3.总体来说，广东还应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像新加坡，四所大学中三所大学的校长是外国人。唐朝时，中国也非常开放，中央政府中一些部长都是外国人。所以，在自己本身不够开放的时候，想要走出去也很困难。

　　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注意七件事

　　1.制定海外投资战略，并提供有关海外投资环境的基本培训；

　　2.增强国际人才储备；

　　3.加强与东道国有关方面的交流和沟通，包括与政府、商界和社区；

　　4.投资前要实施严格的可行性研究和撰写商业计划书；

　　5.加强对当地的媒体公关，强化商会和行会的作用；

　　6.做严格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

　　7.严格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并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如慈善和劳工培训等。

　　总指挥：莫高义 张东明 王更辉 总策划：王垂林 总统筹：郭亦乐 郎国华 陈志 邓红辉 张翼飞 执行：谢思佳 卢轶 金强 罗彦军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