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存正义善良道德情感的领导干部，一般能够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而心怀自私贪念情感的领导干部，总想把手中的权力当作个人牟利的工具。正如亚当·斯密所言，美德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秩序，邪恶则会扰乱社会的秩序。当腐败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现象的时候，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法制往往就会失灵。

　　治理腐败必须考虑文化因素。之所以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能够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而少数领导干部却在拼命攫取权力之后，肆意滥用手中之权，这与个人内心深处的文化价值观念及道德情操存在差异有很大关系。

　　不同的文化底色造就了道德观不一样的人，因而权力使用的效果在不同道德水准的人手里也就各自有别。心存正义善良道德情感的领导干部，一般能够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而心怀自私贪念情感的领导干部，总想把手中的权力当作个人牟利的工具。正如亚当·斯密所言，美德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秩序，邪恶则会扰乱社会的秩序。当腐败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现象的时候，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法制往往就会失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冈纳·缪尔达尔在研究某些国家的腐败情形时发现，这些国家在二战后腐败盛行，以致形成了一种“腐败的民俗学”，这种民俗学渗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中，成为了一种心理文化定势，“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反对权力腐败的法律和制度即使再完备，也难逃失灵的命运”。

　　本质上来讲，权力与制度都是文化的一种存在形式，是文化塑造的产物。因此当我们越来越多地把目光聚焦于制度限权，也有必要回过头来从权力与制度形成的文化背景上思考它们产生及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从文化之“本”上探寻权力的“良治”之道和制约权力的“源头活水”。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公民文化以及个人层面的道德伦理文化，涵括权力的价值功能、社会期望和心理趋向，强化这三个层面的文化建设，对于领导干部用好手中的权力，将产生方向上引导和行为上规制的潜在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