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上海文艺出版社曾经勇敢地出版了一本文学作品选本，这本书便是《重放的鲜花》。书的出版时间是1979年5月，收选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曾为“右派”的作家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李坚先生在《“鲜花”赞》（《咬文嚼字》2003年第7期）写道：“每当我看到它时，总会肃然起敬。……我之所以会肃然起敬，是因为从这本书中，感受到了编辑的大智大勇……‘重放的鲜花’，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将永远散发着芳香。”

　　重新想起这本旧书，是因为思考文学批评与时代担当的关系。我认为，文学批评应该要有历史感和限度感。

　　文学批评的历史感，是任何批评者必须有的一种尺度，否则便容易陷入无限拔高和贬低，甚至根据非历史的实用主义态度，将文学批评堕落为文学排名或者张扬为某种旗帜和牌位。三十多年前，《重放的鲜花》之所以能结集，事实上和勇气之类的东西关系不大，很大程度上是时势使然。起码这本书当时能出版而没有被追查，就说明某种默许和必然。充其量，也只能说是编者和出版者的眼光犀利和社会思想嗅觉的灵敏与超前。

　　退一步说，这些“重放的鲜花”，本身就蕴含两个前提：一是其本来就是花而不是草，而且起码开放过一次，证明它曾经有过鲜花怒放的历史；二是，它得再次遇上了适宜开花的条件，所以再次荣光。因此，并非是说花有了变化，而是花开时节又逢春，仅此而已。

　　文学批评的限度感，又是建立在历史感上的。

　　批评者的前瞻能力和透视能力，各各不同。文学史的许多实例有力证明，文学价值影响的评定不仅需要犀利的思想发现和敏锐的艺术感受，有些还需要时间才能证明。然而即便是价值和影响本身，也没有必然一致的逻辑关联。当前，许多批评家和作家动辄以“天才”“鬼才”互相品评，除了一种炒作和无知无畏，也反映出当下作家和批评家的内囊的空虚和外表的浮肿。更可笑的是，在商业媒体和信息中介互动的今天，许多作家和批评家甚至连基于自身的浮肿都算不上，充其量只是被“打肿脸”的胖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