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启蒙思想家既包括以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为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也包括苏格兰启蒙学派，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等。爱丁堡皇家学会成立于1783年，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之一。近几年，爱丁堡皇家学会承前启后，提出并践行“苏格兰21世纪新启蒙”的理念，制定了2012—2015年开展新启蒙的工作框架。在这一框架即将进入尾声之际，围绕学会践行新启蒙的情况及其对当今社会的意义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爱丁堡皇家学会前会长约翰·阿布斯纳特爵士（Sir John Peebles Arbuthnott）。

　　提出新启蒙：反思已有体系是否运转良好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产物，您认为爱丁堡皇家学会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

　　阿布斯纳特：我认为爱丁堡皇家学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涵盖的学科范围很广，包括经济学、生物科技、物理学、太空研究、气候变化研究等。我们的历史也是一大特色。学会成立于启蒙运动之时，当时的科学家、思想家都致力于思索人类社会的未来，启蒙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18世纪成立至今，学会日趋成熟。

　　《中国社会科学报》：爱丁堡皇家学会为何要提出“苏格兰21世纪新启蒙”？

　　阿布斯纳特：2011年10月，我被任命为爱丁堡皇家学会会长之时，恰逢苏格兰新一任政府决定就苏格兰独立问题举行一场公投。爱丁堡皇家学会成立时所定下的目标是“推动知识与有益的学问”，而我认为在苏格兰想要重新审视自身治理问题以及在世界上的位置之时，爱丁堡皇家学会应当重申自己的目标及抱负。所以，我对政府官员表明，在整个公投过程中，爱丁堡皇家学会都会保持公正与独立。这是我们思考新启蒙的一个背景和案例。

　　进入21世纪，我们面临许多问题，地球负荷沉重、人口老龄化、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等都成为问题，这些促使我们反思已有的体系是否运转良好。我们需要改变培养人才的方式，要以不同于以往的视角来看待未来。传统必须与时俱进，所以我们21世纪的新启蒙很重要。

　　践行新启蒙：发起系列实施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报》：苏格兰21世纪新启蒙的理念与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有何区别与联系？爱丁堡皇家学会如何践行新启蒙？

　　阿布斯纳特：新启蒙的主要要素包括：表彰在科学、工程学、艺术、医学、社会科学等领域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在苏格兰培育世界一流的研究者；鼓励国际合作；加强学术界与商界、志愿服务业的联系；促进大众参与解读经济、科学、文化问题；公布并影响公共政策的形成及传播等。

　　为实现这些目标，学会发起了一系列实施项目，包括高端会议及辩论，探讨苏格兰在国内以及国际上的重要性；全面发展各级教育；支持卓越的学者及创业者；开展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向政府提出专业建议；发展苏格兰新青年学会项目。

　　我认为，以上种种都将新启蒙与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爱丁堡皇家学会已经举行会议，与来自新西兰、澳大利亚、波兰、加拿大以及爱尔兰的学者们就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促进新启蒙：开诚布公展开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报》：创造新启蒙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如何促进新启蒙？

　　阿布斯纳特：新启蒙可能会对政治、经济带来挑战。因为政治家未必会接受这一新哲学，而且政治本身就有很多不同派别持有不同意见。比如，要解决诸如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大家众说纷纭。所以新启蒙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使社会的各个不同层面同心协力。我认为，要促进新启蒙，就必须开诚布公地就很多问题展开探讨。学者们需要以高品质的研究真正影响我们社会的走向。这虽然并非易事，但是却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要促进新启蒙，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往往需要跨学科通力合作，但是如今我们看到，在各个领域碎片化现象明显，研究呈现专业化倾向，很多研究人员往往仅集中于某一个特定领域。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阿布斯纳特：如今专业化、碎片化的现象确实很明显。我们注意到，各个学科发展的步伐不一，有快有慢。与此同时，很多学术会议所探讨的议题往往都是跨学科的。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合作可谓终极挑战。我希望亚洲和欧洲的研究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爱丁堡皇家学会等能够组织召开更多跨学科的全球性会议，前瞻性地探讨人类社会未来所面临的挑战，探讨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因应之道。希望新启蒙这一途径能够在各个国家和城市都得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