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月刊上发表《谈政治》和《对于时局的我见》，可视为《新青年》变为党的机关理论刊物后的政治宣言。第8卷以后因此便常常被置于新文化运动研究视野之外。这样做，对于《新青年》杂志本身，对于整个新文化运动，都是不公平的。

　　启蒙者的自我启蒙是决定性因素

　　研究《新青年》，许多人关注的重点多在前几卷。1920年9月1日，《新青年》月刊从8卷1号起改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陈独秀在月刊上发表《谈政治》和《对于时局的我见》，可视为《新青年》变为党的机关理论刊物后的政治宣言。第8卷以后因此便常常被置于新文化运动研究视野之外。这样做，对于《新青年》杂志本身，对于整个新文化运动，都是不公平的。我们不能过于主观地按照自己的喜好或需求隔断一段完整的历史。

　　《新青年》从创刊到第8卷全面转型，经历了从高扬西方理想走向直面中国实际、从激扬文字走向社会运动、从个人奋斗走向组织起来最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转变过程。该过程固然有外界影响，决定性因素则是新文化运动中启蒙者在运动前行中经历了深刻的自我启蒙。

　　《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揭橥“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该刊六大宗旨，其核心则是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个人本位主义：“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主题词就是“自主自由之人格”、“独立自主之人格”：“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要做到这一点，《敬告青年》强调，就必须超越自己国家与民族固有的文化、固有的历史，因为“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敬告青年》将近代欧美所崇奉的精神视为世界各国应当共同尊奉的通则，说：“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近代欧美所崇奉的精神，其实就是西方所宗奉的功利主义、实证主义以及人本质上乃是经济人、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这就是《敬告青年》所直言不讳的：“自约翰弥尔（J.S.Mill）‘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特（Comte）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

　　《青年杂志》所高扬的基本上仍是西方的自由主义理想，但是，当《敬告青年》将人“各有自主之权”同“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的社会运动联系起来时，已预示着这一文化运动会走出书斋而走向社会，会超越人数非常有限的青年知识分子而走向民众。《敬告青年》中所倡导的科学，当时主要指进化学说、崇尚法则的理性主义，但是，它所强调的“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使他们最终不得不直面中国社会的现实。正是这一内在因素，使这场启蒙运动的发动者在运动进程中，能够接触越来越多的民众，能够越来越正视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实际，从而启动了启蒙者的自我启蒙。